2020年4月3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 ― 导致COVID-19的SARS-CoV-2病毒持续传播，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导致全球超过20,000人死亡。COVID-19疫苗的研发工作正在进行中，但距离疫苗上市可能还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与此同时，此流行病在全球已有超过40万例确诊病例，这促使广大研究人员全力以赴为COVID-19患者寻找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过程中，一种抗疟疾药物有可能发挥作用。在对新药和重新调整用途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测试时，其中一些有希望的药物也正作为超适应症的同情用药治疗患者。

一些用于治疗COVID-19的药物已知会导致某些人出现药物诱发的QTc间期延长。QTc是心脏的充电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指标。出现危险的QTc间期延长的患者有更大的出现危及生命的室性心律异常的风险，最终可能造成心源性猝死。

Mayo Clinic遗传性心脏病科医师、医学博士Michael J.Ackerman表示：“正确识别哪些患者最容易受到这种不必要的重大副作用的影响，并知道如何安全地使用这些药物对消除这一威胁非常重要”。Ackerman博士是Mayo Clinic Windland Smith Rice综合心源性猝死项目的负责人。

一项发表在《Mayo Clinic Proceedings》上的研究详细介绍了潜在危险，以及在使用可能引起心律改变的药物时QTc监测在指导治疗中的应用。Ackerman博士是该研究的资深作者。

羟氯喹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疟疾防治药物，它还被用来管理和减少炎症性免疫疾病（如狼疮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在实验室试验中，羟氯喹可以防止SARS-CoV和SARS-CoV-2病毒附着和进入细胞。如果这些抗病毒能力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的作用方式相同，则可以使用这种药物来治疗患者并减少COVID-19的死亡人数。

在细胞层面上，可能导致QT间期延长的药物（如羟氯喹）会阻断控制心脏充电系统的重要钾通道之一。这种干扰增加了心律发展成为危险的不规则心跳的可能性，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

因此，Mayo Clinic心脏病科医师和临床医学科学家提供了紧急指导，指示人们如何使用12导联心电图、遥测或支持智能手机的移动心电图将患者的QTc作为确定风险增加的患者的生命体征，以及如何最终将药物诱发心源性猝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Ackerman博士说：“现在，外面的世界就像是荒蛮西部，从根本不进行任何QTc监测，只是接受这种严重的潜在副作用并当作‘误伤’，到让心电图技术人员天天进入COVID-19患者的病房，暴露在新冠病毒中并消耗个人防护装备，都是一片混乱。现在，Mayo Clinic已经站出来，提供及时和重要的指导。”

治疗期间QTc监测指南

抗疟疾药物氯喹和羟氯喹，以及HIV药物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都具有已知或潜在的药物诱发室性心律不齐和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治疗之前，重要的是获得基线心电图，以便测量变化。这个评估起始值可以来自标准的12导联心电图、遥测或支持智能手机的移动心电图设备。3月20日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紧急批准了AliveCor的Kardia 6L移动心电图设备，作为唯一一款获FDA批准用于COVID-19 QTc监测的移动设备。

移动设备能够远程提供患者的心律和QTc值，不需要额外的心电图技术人员亲自进行测量，从而减少COVID-19暴露和对个人防护装备的需求。

使用Ackerman博士及其同事开发的算法，可以对药物诱发心律不齐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并相应地修改治疗方案。例如，以及在开始使用一种或多种QTc延长药物治疗后，基线QTc值大于或等于500毫秒的患者，以及出现急性QTc反应且QTc超出基线大于或等于60毫秒的患者，药物诱发心律不齐的风险最大。如果决定继续进行预定的COVID-19治疗，可以对处于“红灯”警戒QTc状态的患者实施简单的QTc对策。

信息指导决策

关于使用超适应症药物治疗COVID-19有许多考虑因素。即使在当前的同情用药测试阶段，这些药物的供应量也可能不足以治疗世界范围的疫情。

在治疗临床医生和患者时需认真考虑COVID-19患者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使用这些药物或药物组合，因为它们也许能治疗感染，但也可能导致有害的药物诱发副作用。

Ackerman博士表示，40岁以下症状轻微、QTc大于或等于500毫秒的患者可以选择不采用这种治疗，因为心律不齐的风险可能远远高于出现COVID-19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风险。然而，对于QTc大于或等于500毫秒并且出现呼吸道逐渐恶化症状，或由于高龄、免疫抑制而面临更大的呼吸道并发症风险或具有其他高危病症的COVID-19患者而言， QTc间期延长药物的潜在益处可能超过心律不齐风险。

Ackerman博士表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患者（约90%）的QTc正常并可以接受治疗，他们出现这种副作用的风险极低。”

归根结底，对风险和益处的权衡取决于羟氯喹，无论和阿奇霉素联用与否，是不是真的能有效地治疗COVID-19。

Ackerman博士表示：“如果是的话，通过创新和FDA的紧急批准，我们希望这种简单的QTc监测策略将有助于预防或至少显著减少药物诱发的室性心律不齐和心源性猝死，特别是如果这种疗法被广泛采用并用于治疗COVID-19。”

这项研究的其他贡献者包括 John Giudicessi（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第一作者）；Peter Noseworthy（医学博士）；以及Paul Friedman（医学博士） ― 他们都是Mayo Clinic的心脏病科医师。AckermanFriedman和Noseworthy博士在AliveCor拥有财务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