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致勃勃地想去鲁迅故居好好看看，一进门，迎接我的却是大锁头。看故居只能隔着窗户，里面还没灯，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林宇学习之余很喜欢到北京各个名人故居探访，但最近他逛了一圈鲁迅故居后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观众少，来了又不满意，北京许多名人故居类的纪念馆、博物馆，类似状况并不鲜见。名人故居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服务公众呢？

　　故居和名人知名度不匹配

　　据资料统计，北京市已经挂牌保护的国家级、市级、区级名人故居共有31处。尽管门票价格仅售10元甚至免票，可参观者仍寥寥无几。比如某名人故居平均每日访问量仅在30人上下，在秋冬旅游淡季，每日甚至只有寥寥数人前来参观。观众来到故居，随处可见的“游客止步”标志让参观步步受限；走进展厅，看到的生活用品、手稿、书籍、照片等展品大都是复制品，文字说明简略老套，布展缺乏整体设计……如此展示怎能吸引观众？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主编金磊认为，造成名人故居受冷落的原因在于故居和名人的知名度不匹配。人们知道名人多，参观故居少。旅游线路设计也缺少引导，造成大多数来京的游人主动或被动地直扑故宫、颐和园等知名度高的地方。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负责人认为，宣传不到位致使目前北京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整体上仍然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未能发掘和利用好北京丰富的文化名人故居资源。很多市民和游客不清楚北京市内有多少可供参观的名人故居，也不清楚它们的具体位置。

　　不可否认，近年来，在有关专家和公众的呼吁下，北京加大了名人故居的宣传力度。鲁迅、郭沫若、宋庆龄等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在社会宣传和公众教育方面加强了沟通协调，承担起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任务，但多数文化名人故居还处于定期等待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前来集体参观的状态，没有将被动等待转变为主动宣传。

　　归属复杂导致开发受阻

　　“无论是日常修缮保护，还是扩大影响、吸引专业人才与社会关注的宣传活动，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每年李大钊故居依靠西城区文委财政全额拨款200万元，但这些钱仅够故居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基本办公费用，宣传保护、布展方面的资金缺口仍很大。”李大钊故居管理部门负责人说。

　　“虽然大多数名人故居以门票、合理出租场地、出版发行文化名人的作品等作为经济创收途径，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社会和相关行政部门在处理故居保护和利用关系具体问题时无所适从。”某故居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中国多数名人故居仍属于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的范畴，由于故居的管理单位不同，保护管理办法的标准也大相径庭，这就造成故居在申请涉外展览及产业链开发时重重受阻。李大钊故居业务部工作人员小王告诉记者：“我们曾经和杭州的一家公司谈过合作事宜，由我们授权、出品牌，合作的公司可以利用李大钊手稿资料做艺术品开发，再通过第三方风险投资方注资，但由于归口层层审批程序繁琐，此事就搁置下来了。”

　　保“物”还是护“人”

　　“现在很多名人故居将建立博物馆作为一种保护方式。为了原址修缮和重建故居，让周边居民搬迁，拆除老房子……”鲁迅故居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为了保护而把故居孤立了，这样的举动逐渐成了保护性破坏，破坏了历史延续的原有风貌和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人们来名人故居参观，却感受不到整体环境的历史信息。这就对我们现在的保护方式提出了新要求，怎样真正保护城市中如此丰富的名人信息？”据介绍，鲁迅故居目前正在思考怎样通过影响和融入政府主导的周边环境改造，在对故居纪念馆进行修缮改造的同时，保护和部分恢复周边原有的历史景观风貌。

　　“保护名人故居不是简单地保护一幢建筑，对名人故居的参观不应局限于名人本身，应联系到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要保护这幢建筑所承载的文化环境。”鲁迅故居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在鲁迅故居的保护中，浙江绍兴的保护和开发模式很值得借鉴。绍兴把鲁迅生活过的故土进行全面保护，这种整体保护模式把故居的保护拓展到以鲁迅故居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街区——鲁迅故里的整体保护，又适时发展社会教育和旅游，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今年年初，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一些委员提出，目前，北京对名人故居的保护理念是“以物为本”，即根据故居建筑文物价值高低作判断，然后定级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等。这一标准容易造成一批未被文物、规划部门了解或重视，未被列入名单的名人故居缺乏保护。委员们指出，目前北京名人故居的开发利用差异性较大，涉及名人故居保护的法规大多较为笼统，因此建议尽快制定新法规，明确名人故居的标准和认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