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城管”桂文静展示摆摊的牌子

桂文静和同事杨希摆地摊时卖的发卡

“卧底城管”摆摊期间记下的日记

近日，武汉“摆摊城管”引起关注后，武汉市城管委回应称，两当事城管桂文静和杨希为“卧底”，通过体验式执法深入了解路边摊贩实际情况，并公布了两人摆摊期间的“体验日记”。回应遭到公众质疑。

昨日，武汉市城管委再次召开新闻通气会，称“体验日记”有故事情节和真实感受，不可能造假。

“卧底没有演的痕迹”

新闻通气会上，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宣传负责人叶志卫否认“作秀”说法。他表示，两名城管队员写的“体验日记”，详细记录了摆摊经历及周围环境，有故事情节和真实感受，不可能造假，卧底过程也没有演的痕迹。

叶志卫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强力管理，被指责暴力，我们采取眼神、鲜花、体验执法，被质疑作秀，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有什么好办法说出来，我们奖励1万元。”

此前，洪山区城管局因鲜花执法、眼神执法引发过舆论关注，有网友质疑，多种新鲜的执法方式，都在博人眼球，这次卧底也和之前的方法很相似，意在炒作。对此，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称，只是想多一些尝试和创新。

至于这些创新举措收效如何，赵扬称，据统计，洪山区城管所辖区域街道环境已有很大改善，据统计，今年占道经营数量比去年下降了60%。

小贩行贿保安是误会

有媒体对日记中记录的某小商贩交给保安几百块钱一事提出质疑，小商贩哪来这么多钱？对此，桂文静回应，当初以为是潜规则，后来发现其实小贩给保安的是货款，他们在后来的日记中做了相关澄清。

对于外界质疑的摆摊收益，昨日，洪山区城管局将1000元摆摊收入做了捐赠，捐赠对象是占道经营摊贩徐军胜。今年3月，徐军胜一边卖烤红薯，一边给儿子指导作业的画面被媒体捕捉，从此被网民称为“红薯爸爸”。赵扬说，严格讲应该取缔，但因徐军胜有实际困难，因此采取变通方法，允许摆摊。

对话

摆摊城管：我们是好心，但被曲解

桂文静接受采访称，被曝光后压力大，妻子曾想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

关于摆摊

“想站在小贩的角度找解决办法”

新京报：作为一名城管，“体验摆摊”的初衷是什么？

桂文静：我不太善于交流，之前碰到占道经营的小贩，我们去管他，旁边就有人说，你们管他做什么？我就不知该怎么处理。于是我跟领导提了这个想法。去练摊，是想能站在小贩们的角度，找出办法去解决问题。

新京报：为什么不知该怎么处理？

桂文静：管吧，他觉得你不同情他，社会都同情弱者，不管吧，又违背我的工作职责。

新京报：你们一共跑了几个地方练摊？

桂文静：主要是在洪山区，在自己管辖的区域，首先是考察虎泉，但城管一直驻守在附近，不让摆，然后我们又去了鲁磨路，后来是去徐东。

新京报：卖什么？从哪里拿的货物？

桂文静：第一次摆，我们从汉正街批发了发卡，但生意不好，旁边有一个卖杯子的人，他的生意很好，我就想找他批发一点货，他说可以，但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摆，后来我们就到徐东去了。

新京报：也就是“体验”并没有严格的计划？

桂文静：对，只是做尝试。

新京报：最后成本花了多少？赚了多少？

桂文静：我们还没来得及统计，本来打算两个月体验结束后计算，但被打断了。

关于换位

“融入小贩生活，城管来了会跑”

新京报：第一次摆摊是什么感受？

桂文静：迈出第一步很难，觉得有点丢人。我一个朋友说他第一次摆摊时，晃了好几条街，走了一晚上，东西也没摆出去，我就是这种感觉。

新京报：在你的日记里，曾讲过遇到城管逃跑的事。

桂文静：当时我摆摊有一段时间了，只是听有人喊城管来了，好多人开始收摊。我和朋友也收拾，用床单卷起来就跑，结果货掉了，我准备捡，我朋友大叫，还捡什么？赶快跑。我就跑了。

新京报：跑是什么心理？你当时已经有小贩的心态了？

桂文静：当时真的是已经融入这种生活了，知道周围的人在跑，就完全是小商贩的心态。还有就是在自己大队执法的区域内摆摊，也担心被认出来。

新京报：会不会感觉有些分裂？白天你是执法者，晚上又变成执法对象。

桂文静：是有些分裂。

新京报：那你怎么看摆摊时遇见的执法城管？

桂文静：就像我很好的朋友抱怨的一样：管这么严干什么？我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关于质疑

“好心被曲解,怎会没压力”

新京报：网上有很多质疑，甚至怀疑你们的练摊日记，也是事后补写的。

桂文静：我只能保证，这次体验活动和体验笔记都是真实的，我再解释，也还是会有质疑声，但是我不可能把这么多实际生活的东西，在一天之内就凭空想出来，编也得有时间和素材吧？

新京报：也有人说是炒作。

桂文静：说实话，我们是想站在摆摊者的角度了解一些事情，并没有像网友说的，是炒作。说实话，我是不会说话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

新京报：那为什么选择在自己大队辖区摆摊？这样被认出的可能性不是更大？

桂文静：网上一直有误传，说我在自己执法的地方摆摊，其实不是，白天我管辖的地段是友谊大道，但摆摊的地方是徐东大街，而且我们选择街尾，注意隐蔽，后来发现没有认出来，就放心了。

新京报：报道出来前，你们是否已经知道？

桂文静：如果我们真是做好了被报道的准备，不会像现在这样说话不清楚，我没想过被报道，我也不想接受采访。

新京报：为什么不想接受采访？

桂文静：压力来自网民和媒体。我们是好心，但被曲解，怎么会没压力。昨天我回去老婆跟我说，赶快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怕事情越闹越大影响孩子。我希望你们少关注我一点，谢谢你们。

关于职业

“这个结果真让我接受不了”

新京报：你没体验之前，对小贩群体是什么印象？

桂文静：之前以为，小贩对城管印象很差，但后来了解，很多小贩觉得武汉城管还可以，当然还有尖锐的骂声。

新京报：你在执法过程中遇过激烈的对抗吗？

桂文静：总的来说还好，我们去管，一般不会没收东西，只是让他们离开，但我们一走，他们还是回来继续摆。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职业有负面评价的原因是什么？

桂文静：负面报道太多，如打人之类的。

新京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

桂文静：我一直觉得只要努力，就能有一定的结果，但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让我接受不了，真的让我接受不了。

新京报：练摊后，你对你的工作有新的想法吗？

桂文静：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有更多的方法能改进城管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新京报：这次体验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桂文静：让我能站在摆摊者的角度来体会，他们真的很辛苦，我们政府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方式，让地摊文化能够继续下去，规范起来，没有必要一刀切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