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2014年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后将逐步调减东部地区新增建设用地供应，特别是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除生活用地外，原则上将不再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这也提醒着人口超过1700万的广州——未来的发展难以再寄望于新增建设用地的供应，如何借助改革激活“沉睡”的土地资源，挖掘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广州需要仔细思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启动“新型城镇化”，再造一个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二十年，被视为探索中国新经济未来的重要路径。新型城镇化涉及土地、户籍、公共服务等一系列制度调整。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改革创新释放新一轮的土地红利，是一道绕不过去、必须跨过的门槛。

土地是财富之母、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也是推动城镇化的核心资源。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所言，回顾土地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围绕土地的改革一直处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基础地位，改革所引发的土地条件转变堪称支撑高速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左膀右臂。在区域发展中必然要做好土地这篇文章，才能有效聚集资源，彰显“倍增效应”。

无地可用的追问不是狼来了。2012年底，广州可开发利用的平地资源只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按照现在每年近40平方公里的新增耗地速度，15年左右广州将无地可用。而另一方面，广州农村建设用地总量603平方公里，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量的40%，但产出率只有国有建设用地的1/10，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土地管理相对粗放、无序，低效用地和闲置用地较多，沉疴已现。从这个角度分析，广州“地荒”凸显的实质是拼土地、拼资源的传统城市发展模式“后遗症”，需要在改革创新中寻找转型升级的突围道路。

早在两年前，广州便获国土资源部批复同意成为城乡统筹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试点，广州一直在尝试以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撬动新型城镇化的大未来。作为中国改革的排头兵，作为华南唯一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广州在城乡土地的改革创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回首过往的道路，广州正是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才在可支配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创造了经济总量连续24年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三的成绩，更由此创造诸多被其他城市借鉴的改革样本。可以想象，如果数量众多的集体建设用地能够自由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必将为城市化、工业化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允许农民把闲置废弃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节余用地指标可以在土地市场上公开拍卖，在完善乡村公共治理的基础上，必将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也缩小了征地范围，有助于提高存量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

过去30年间，资本、土地这些资源要素的竞争是城市竞争的主线。土地还有多大扩展空间、多大改造空间，是城市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的实力和底气。面朝未来，唯有深化用地改革才能占领先机，制胜千里。佛山南海已经率先从土地破题深化改革，南海区集体土地交易中心在不久前挂牌成立，目标瞄准大宗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以及转让、转租、抵押融资等二级市场，进一步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建设用地市场。在城市发展由从低成本快速扩张转向内涵式效益型增长的当下，广州如果在城乡土地改革上有所寸进，将为下一阶段有质量的城市化、城镇化带来新的“改革红利”，也将迸发出这座城市更深层次的发展能量。以制度创新促进土地的集约高效利用，也将倒逼广州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以及城市功能升级。从统筹城乡土地管理触发的改革创新只是一个广州再出发的起点，其最终指向的是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城乡一体、生活幸福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

在新型城市化中加速推进土地改革，广州不能等，也等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