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00年的扬州历史中，最容易被人们有意无意跳过的，无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这段历史满目疮痍不堪回首，因为这段历史鲜有痕迹可资寻访，更不用说这段历史难寻辉煌引发赞叹。不过，历史深处却始终有一只文化之“手”——鲍照的《芜城赋》，时时将人引导向那个动荡、荒凉却又有几分神秘的那个时代。其时，鲍照眼中的扬州是“灌莽杳而无际，丛薄纷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然而，灰烬中，藻扃黼帐、歌堂舞阁、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的繁华胜景却依稀在目……著名的《芜城赋》留给后人一个悬念，南北朝时期的扬州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所在？扬州在这个历史“地震带”中的文化组成又是怎样的？透过一些遗存和文献的“缝隙”，我们依稀看到，南北朝时期的扬州是一个战场、是南北政权交汇地、是一个保持着文化流风的风雅之地……

历史见证

遗存、墓葬看南北朝扬州佛教文化的兴盛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一句诗，为当今的我们还原了南朝佛法兴盛寺院林立的盛况。南朝统治者佞佛，劳民伤财，修建了大量寺庙，《南史·郭祖深传》说：“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到北朝时,庙宇比南朝时还要多很多倍,整个中国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佛教。佛教的兴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个战乱之世，人生如朝露飘蓬，无论上层王公贵胄，下层劳苦大众，每每向往西方净土，皈依佛教，香花礼拜，企盼来生幸福。

杜牧的诗中所描绘的是一派江南春景，扬州地处江南，自然是绕不过的重镇。南北时期，扬州是否也盛行着佛教？从当今的大明寺便可一窥究竟。

大明寺是名扬播中外的古名刹，因建于南北朝宋孝武帝大明纪年，故称“大明寺”，这也是南北朝时期，扬州目前仅存的较为完善的胜迹。大明寺是集佛家庙宇、文物古迹、园林风光于一体的宗教旅游圣地。因寺内建有栖灵塔，大明寺又称为“栖灵寺”。古往今来，大明寺高僧辈出；君王圣贤，文人骚客，风雅名士，曾云集于此。清康熙、乾隆二帝多次南巡维扬，寺庙不断增建，规模逐步宏大，大明寺遂成为扬州八大名刹之首。

纵观历来古书中的记载，可知大明寺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6)，然而大明寺究竟建于哪一年却无从可知。我市文史专家顾一平在查阅故宫珍本丛刊《平山志》中发现，里面明确记载了大明寺建于大明元年。《平山志》由平山僧行昱纂辑，其中介绍大明寺有这样一段话：“在县西北五里，创自六朝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故名寺曰‘大明’。”这短短的一句话，揭开了困扰千年的谜团——大明寺建于大明元年。“掐指一算，大明寺至今已经有1558年的历史了。”顾一平说，书中还透露，清代曾将大明寺改为平山寺，“可能是为了回避‘复明’的嫌疑吧。”

除遗迹之外，墓葬，是一个朝代文化的另一种见证。扬州墓葬群丰富，近年来我市文物部门频频从地下发掘出各个朝代的古墓，从汉代至唐宋均不鲜见，但南朝砖室墓则极为稀有，近百年来仅出土区区几座。

2012年，在国防路一处施工现场，考古人员发掘出一座南朝砖室墓。这座出土的砖室墓里弥漫浓浓的佛教气息。堆砌墓葬的青砖上布满了各种纹饰，有各种莲花纹和朱雀、小佛、人首鸟身等画像。其中大的莲花纹，则由两块青砖拼接成一朵绽放的莲花图案；一尊小佛站在莲花宝座上作欢喜跳跃状，非常逼真；此外，两块青砖拼接的人首鸟身画像更传神，只见头和上身为人形，戴着高高的帽子，下身为鸟的形状，有一双翅膀，宛如一个天使，寓意吉祥。

我市佛教文化专家朱戢介绍，甬道和墓室里布满了大量的以莲花纹为主题的各种花纹砖，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时扬州作为江淮地区的一个佛教兴盛的地方，信徒很多，寺庙很多。此外，墓中还出土的人首鸟身画像，朱戢表示，“人首鸟身”是一种佛教圣鸟，也是重要的佛教护法神之一，人首鸟身画像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陶瓷和砖雕都有这样的造型和纹饰。

除了莲花纹外，墓室中还出土了朱雀纹画像砖，朱戢认为，这见证南朝佛教与道教融合。朱雀形象具有内在含义上的象征性和外在造型上的整合性，它是古代先民虚构和臆想的一种理想化产物。南朝画像砖室墓里出现朱雀纹与大量典型的佛教图案同时出现，朱戢认为，这恰恰见证了南朝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与当时在中国盛行的道教相互融合、包容的现象，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

文物讲述

漆器退出瓷器登场看扬州从贵族文化转为平民文化

由于战乱纷争多，南北朝时期，并未给当今扬州留下太多的实物考证。但是，就一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典型的手工艺制作。

扬州博物馆原馆长徐良玉介绍，1981年，考古人员在蜀冈中段的胥浦清理了一批六朝时代的古墓葬，这一时期，除了西晋政权有短暂的统一外，长期以来，南北政权隔江而治，扬州成为军事行动频发区域，历史遗存保留较少，但是，胥浦六朝墓的发现，例如出土了铭文砖、足印砖等等。对我们了解六朝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青瓷在南北朝时代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瓷器生产的成熟期，盛烧于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形成以浙江、江苏为中心区域的青瓷生产基地。当时，扬州长期作为诸侯国的都城和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城乡生活需要大量的陶瓷制品，当时向扬州及其周边地区提供商品陶瓷的主要是南方地区的窑场。

这个时期，扬州尽管频繁受到战争的影响，但陶瓷贸易没有因此而停止，这一时期南方诸窑青瓷生产技术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北方地区的窑场在南方先进制瓷工艺的带动下，不但成功烧出了青瓷，还率先创烧了白瓷制品。

扬州博物馆藏的南北朝时期的一件青釉覆莲鸡首壶，为上世纪70年代在西湖镇一带出土。这把壶为小盘口，细颈，扁球腹，腹部有莲瓣纹作为装饰；同时还出土了青釉堆花八系盘口壶，器身配有多层模印贴花，颈下部为4朵宝相花，肩部形似“耳朵”的系间有8只走兽作为装饰，肩下部为两道绳纹，其下位8朵宝相花与8只走兽相间。这两件陶瓷器物的造型和工艺特征都与南方同时的器物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里不仅出土了青瓷器，而且当时一枝独秀的德清窑黑瓷产品也被大量发现，青釉覆莲鸡首壶就属于这一类，壶前置双鸡首，非常难得。

从遗存文物中，我们更可以看见时代更迭过程中的社会特征。汉代，扬州曾是漆器出土的重镇，当今，漆器也是“扬州工”的代表。然而为何南北朝出土文物中鲜有漆器踪影？

对此，扬州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庄志军介绍，在这段时间里，迄今发现的漆器遗存普遍比前代稀少，这与葬俗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此外，自东汉末年以来，瓷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相比瓷器，漆器的制作更有难度，且不易保存，在战火纷飞的南北朝，选择较易生产的瓷器或成为当时人们的最佳选择。

庄志军介绍，漆器自古便是贵族的高档用品。由此可推测，在战乱年代，或许奢侈的享受比不上平安的生活，对于漆器的追求也日益削弱。南北朝时期漆器生产是由汉代以后由盛而衰，以及进入隋唐以前由衰而盛的转折期。但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在这一段时期，中国饱受战乱之苦，而漆工艺还是携汉代之遗风，不断发展着。

园林寻踪

风亭、月观，刘宋时期扬州山水园林的最早呈现

清时有人对江南名城曾这样评论过：“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扬州历来以园林著称，扬州园林建于何时起？要想确切地说出扬州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园林已无从考证，但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在这里做吴王时，曾在北郊雷陂(又称雷塘)之畔筑有钓台，这是史有明文的。

在南朝文学家鲍照的名篇《芜城赋》中，可探个一二。在回顾广陵故城时，提到广陵在它的全盛时期曾有“藻扃黼账，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装饰着彩门绣帐的歌堂舞阁和点缀着石池玉树的渔猎之地的馆苑，就是指吴王刘濞时期的建筑。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160多年，扬州就有了规模较大的园林式的建筑了。在这之前，扬州已具备了造园的技术条件，也是不难想象的。

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对于扬州，这个转折表现得似乎更为明显。尽管扬州地处南北政权相争之要隘，长期的战乱，并没有消减扬州文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一直处于文化滋养中的扬州文人雅士，对风雅的追求更甚，他们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南朝刘宋时期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兴起，更给山水园林的构筑起到了推动作用。

根据《宋书》列传第三十一《徐湛之传》中记载：“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钟山。城北有陂泽,水物丰盛,。湛之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据考证，当时的风亭、月观、吹台、琴室约在今雷塘附近，早已湮塞，无痕迹可寻。清人于今瘦西湖中小金山旁筑“月观”、“琴室”,只是仿古意而已,并非徐湛之时的旧址。

城北的陂泽也就是雷陂，徐湛之在这里构筑园林，可以说是见诸史籍的一次有计划的造园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史书中“广陵城旧有高楼”云云，也透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前代遗留下来的园林之类的建筑或遗迹是不少的。

徐湛之是何许人也？他是宋武帝刘裕的外孙，母为会稽公主。元嘉二十四年（447），徐湛之出为前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来到广陵。我市文史专家许少飞介绍，徐湛之所营造的园林，是见之于史籍的扬州第一次官府造园活动，也是扬州第一座利用原有陂泽，增以人工建筑广植花木的山水园林，亭这种建筑形式，在园林中运用，也正是源自徐湛之，而扬州正是最早运用的城市之一，同时他也把南京（建业）芍药园中的芍药带到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