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年底，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无所事事了。想着该做点什么呢？老婆说不如回到熟悉的写字生涯，混混时间是好的。便想到这几年，其实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有关禅宗文化的文字，不如静下心来完善一下整理一下。这样一不小心就形成了２０多万字，可以成一本书了。

今年上半年开始，到处忙着找出版社，才知宗教类的书，在当下的政策背景下，要正式出版，其实很难。所幸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认可，又经上海市民宗局和新闻出版局的认可，终于可以正式刊印了，内心的欣慰是可以想见的。

开篇写点什么呢？就交待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我在《觉者之路》的引言部分，就专门写了这。于是，这里，我就直接将之搬到这里，以作交待。

我对禅宗文化的兴趣，始于在复旦大学求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有为先生组织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请我们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做一些文字的辅助工作，这样我们便对该丛书有了莫名的亲切感，出版作品的多数不仅买了，而且看得特认真特喜欢。其中的一本便是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在这本书中，35岁的葛先生列举了四个“对禅宗不得不刮目相看的事实”：

“一贯宗教观点淡薄”的、理性主义的中国，唐宋以来，禅宗竟风靡一时，弄到士大夫几乎“人人谈禅”的地步。它几乎取代了老庄思想的地位，还夺去了儒家的一部分地盘，它摄取了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成分，又渗入了儒家思想体系的内部。唐宋以来的士大夫与唐宋之前的士大夫相比，也似乎有了一个既明显又深刻的变化，心理上更封闭，性格上更内向，思维方式上越来越侧重于“内省”式的直觉体验，尽管表面上仍在大讲儒学，但实际上的内在生活情趣却在向禅宗靠拢。内心追求的自然适意的生活理想与他们在社会事务上表现的功利主义，入世精神，在人际关系上表现的克制精神、伦理观念彼此分裂，使他们好像具有双重人格。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禅宗刮目相看的第一个事实。

禅宗由印度佛教转化而来，可是却与印度佛教大不相同。十六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攻击佛教徒是“偶像崇拜者”，而禅宗却绝不崇拜偶像，相反，他们肆无忌惮、呵佛骂祖，追寻个人的清净本心，只尊重自己的内在理性。诚然，它的影响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崛起，但它同样也曾引起了理学的危机，一些中国士大夫从禅宗那里学到了“大疑大悟”及“我心就是一切”的理论，开始怀疑外在教条的权威性，随着明代市民思潮的兴起，禅宗竟也成了明代中期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潮、放任纵欲的非道德主义生活方式及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股推力。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禅宗刮目相看的第二个事实。

西方人看中国诗、中国画，都感到它别有一种魅力，这魅力大概就是所谓“民族风格”。有人说它“重在表现自我”，有人说它“基于联想”，有人说它“含蓄淡雅”。这些诗、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有“文人气”，其实，也可以说它有“禅气”。在中国，“画禅”、“诗禅”之类的话头那么多，借禅喻画、以禅论诗在宋元明清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时髦。在中国士大夫的诗、画中，我们的确感到了一种“禅气”，的确感到了禅宗那种以直觉观照、沉思冥想、活参妙解、瞬间顿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与幽深清远、适意淡泊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的影响，它促进了中国文学艺术“民族风格”的形成。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禅宗刮目相看的第三个事实。

中国佛教本身虽然门派众多，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则可以划为两大类，以“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为理论核心，以捐塑佛像、刺血写经、禁欲苦行、供佛斋食、广行善事为外在形式的纯宗教迷信型的低级佛教在民间及文化较低的上层贵族中迅速蔓延，而以内心精神自我解脱为主的、哲理思辩型的禅宗却在士大夫心中扎根。因此，禅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极密切的。一千多年来，它通过士大夫，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中华民族直到如今，在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及观念上还有着它的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时还很浓重地表现出来。这是使我们不得不对禅宗刮目相看的第四个事实。

葛兆光先生所说的这四个“对禅宗刮目相看的事实”可谓中肯，使我这个从没听说过“禅宗”这个词的学生也对禅宗“刮目相看”，勾起了“学术兴趣”，便按照朱维铮老师指引的方法——兴趣追踪法，延伸阅读了其他一些相关的文字。这便是我对中国禅宗文化的初始接触。

后来大学毕业回到了武汉，做的又是新闻工作，不再有“做个文化学者”的梦想，自然也就放下了对禅宗文化的“研究”。可没几年后的九十年代初，又勾起了我对禅宗文化的兴趣：我的妹妹出嫁，居然嫁到了黄梅的东山脚下，正是五祖寺的后面，不到一华里地的小村。我送她出嫁，车从五祖寺门口经过，一下子“梦回大学”，想起了我曾“追过禅宗文化”，便在回来的时候，顺道游了一次五祖寺。

当然那时的五祖寺还处于破败不堪的状态，但人行的青石板路，山上的祖师塔，还有满山的翠竹，总让人想起“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的禅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来便写了篇游记类文章，发在自家工作的报纸上。

后来离开了报社，远离了文字工作，不再有心情关注文化类的事与人，对禅宗文化的兴趣亦沉没在现实的深渊之中了。直到2015年，本人已整整五十岁的那年，“浑身是伤”的我突然清醒：该是放下执念，了悟生死的时候了。

放下昨天还认为必须完成的工作，必须解决的大事，放下所有放不下的人与事，关掉手机，我一个人来了次禅宗文化之旅。

先是黄梅五祖寺，我以“挂单”的形式，在这里和寺里的僧人和常住一起生活了几天：凌晨3点即起诵经做法事，晚9点熄灯静坐入眠。

后到黄梅四祖寺，向《黄梅禅》杂志的编辑们请教。

顺访离黄梅县城只十多里地的安徽宿松石莲洞，五祖弘忍大师在创办东山道场前曾在此修行十三年，留下了著名的“佛坐岭”，而当下正在建五祖禅院。

再到黄冈城内的安国寺，就是苏东坡常去的那个安国禅寺，向年轻又有学问（武汉大学博士）的崇谛住持请教。

再到当阳的玉泉寺，这个天台宗始祖智者大师的道场，却有更多禅宗祖师的足印——北宗的神秀大师，南宗石头希迁大师的弟子天皇道悟，还有“一喝”成名的玉泉承皓。

顺道寻访大阳警玄的大阳寺，却是在湖北京山的三阳镇。如今寺已不存，遗址却在。那个汾阳老和尚念念不忘，专门安排法远与慧觉去“探明安宗旨”的大阳明安寺，中兴了曹洞。

再在老友的陪伴下，到慧能大师“遇会即藏”的四会六祖寺，探寻慧能大师“隐身猎人队，但吃锅边菜”的岁月是如何自我成就的。

在曹溪，在南华寺，看到虚云老和尚写的“应无所住”，一下子泪眼模糊：《金刚经》上“无住于色而生其心”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段，居然是如此地直击灵魂，引人深思。

在乳源，在云门寺，和僧人笑谈“云门饼”与“荆州锅盔”的关系（云门文偃的法系来自于做荆州锅盔的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云门文偃）。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得了一本颇有价值的好书——冯学成先生的《云门史话》，让人对云门宗及至“五家七宗”的祖师禅有了更完整的印象。

在深圳植物园，弘法寺。想到本焕老和尚的血书《金刚经》，又想到本老曾经的牢狱磨炼，而终成一代高僧，其“信解行证”，却是禅文化“陶凡铸圣”的明证。

还有广州的光孝寺，江西修水的黄龙寺，还有云居山，还有安徽太湖，赵朴初老先生的家乡，白云守端的海会寺，与尼僧共话守端与法演的师徒情份，还有投子义青主事海会的来而复去。

最遗憾的是庐山。看过了慧远师的东林寺，隔壁的西林寺，还有山那边的铁佛寺，领略了“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的千般禅韵，也体会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空间困境。独不见历史同样悠久的大林寺，那个七世纪初道信大师一住十年的大林寺，那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还可以接待虚云老和尚的大林寺。

友人知道了我的四处游访禅文化，希望我可以有个更合适的身份，更方便地接触佛门中人，更深入地了解禅宗以及禅文化，便向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推荐。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是省政协主管的社团组织，领导对我在《长江日报》社的工作是比较了解的，便正式地任命我做这个交流促进会的专职副秘书长，同时兼做内刊的主编。这样，我便有了更多地机会，接触更多正儿八经研究禅文化的学者，也深入学习了更多专业性更强的学者的文章。

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宗旨就是要促进湖北省宗教文化的研究，加强宗教文化的交流。而于湖北而言，“东禅西道”是其宗教文化的最大特色。“西道”是指湖北西边的武当山，是道家文化的圣地之一，而“东禅”便是指湖北最东边的黄梅，是禅宗文化的发源地。因此，围绕“东禅西道”，做的交流工作自然是最多的。

关于禅宗文化的发源地，或者说禅宗的创始人，当然是有多种说法的。归纳起来，大致有5种说法：释迦牟尼与摩诃迦叶说；菩提达摩说；道信与弘忍说；慧能（惠能）说；神会说。这5种说法，其实都有理，也并不冲突。禅宗不是在某一短时间内形成的，也不是由某一个人独自孤立的创造，而是有一个较长的沿袭过程，经由很多代人的不断完善，最后集大成而创立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代表性人物。

而禅宗作为一个佛教宗派，也不是一创建的时候就叫“禅宗”的。什么时候开始叫“禅宗”，到今天，佛门也好，学界也好，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研究成果，只知道，出现于初唐、兴旺于盛唐、流行于中唐的“东山法门”，在“武宗灭佛”之后的晚唐，开始流行叫“禅宗”，而此时，它已是汉传佛教八大宗之流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一家了。

从发展的脉络而言，还原历史，大致的情形应是：

据《传法宝纪》：道信“武德七年，住蕲州双峰山，宣明大法”。也即公元624年（当然也有多说，如620年说，但624年说较可信），道信到黄梅“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禅法——道信自称“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简称“方便法门”。

公元652年，道信弟子弘忍在黄梅东山另建道场，依然是传这个“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但肯定是进行了更新与改造的，且因道场改在了东山，故称“东山法门”。虽然弘忍在东山的名望，掩盖了双峰，但均认为道信弘忍都是“东山法门”的创始人，唐人净觉《注般若密多罗心经》李知非《略序》说：“蕲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也即公元624年，道信创建了“东山法门”，只是“小时候”有个小名叫“方便法门”，长大了有个学名叫“东山法门”。

弘忍的时代 ，开始构建“法门祖统”。在东土，构建起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的祖统体系。由此，达摩为“东山法门”之初祖，慧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而真正的创始人道信成了四祖，弘忍为五祖。又因从达摩到弘忍都依《楞伽经》来印“众生心地”，因此他们有时也称“楞伽宗”，可以看成是“东山法门”的别名。

公元675年，弘忍去世。其弟子到各地弘布“东山法门”，形成“东山法门”的不同分支，其中最核心者有二，一是神秀一脉，在北方弘布“东山法门”；二是慧能一脉，在南方弘布“东山法门”。

公元706年，神秀在做了几年“二都法主，三帝门师”之后去世，其弟子普寂、义福继续在京都弘布“东山法门”，且奉神秀为六祖，普寂为七祖。为了更好地体现“如来禅”的理论来源，神秀系更构建出始于释迦牟尼与摩诃迦叶的西方二十几祖来。由是，因了“释迦拈花，迦叶微笑”，释迦牟尼与摩诃迦叶，也可说成“东山法门”的创始人。

公元732年起，慧能弟子神会和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开始挑战神秀一系在两京（长安与洛阳）的领导地位，在承认“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这一祖统的基础上，认为六祖为慧能而不是神秀。为了“以示区别”，他将神秀一脉及所有在北方弘布的“东山法门”，统称“东山法门之北宗”，简称“北宗”，又因主讲禅法，也叫“北宗禅”；而将慧能一脉，在南方弘布的“东山法门”，称为“东山法门之南宗”，简称“南宗”，也叫“南宗禅”。这样一区分，神秀便是“北宗禅”的创始人，慧能便是“南宗禅”的创始人。

至760年，以唐肃宗“依奏”从韶州请得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为标志，慧能成为整个“东山法门”之六祖，“南宗禅”取代“北宗禅”成为“东山法门”的代名词。也是从慧能正式地成为六祖，神会被朝廷封为七祖始，“南宗禅”一统“东山法门”，及至“武宗灭佛”，北宗禅完全消失，“东山法门之南宗禅”成为整个“东山法门”的专有名称而流传至今。

而从其理论体系的构建脉络而言，还原历史，大致的情形则是：

达摩，这个从印度来的和尚，从浩如烟海的佛教经文中，找出了《楞伽经》，找出了其中的一句话：“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由此达摩“深信凡圣含生同一真性”。于是告诉中国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觉者”。

慧可是当时少有的几个理解达摩接受达摩宣传达摩思想的中国人，他提出“豁然自觉是真珠”，“觉者之路”靠的是“自觉”而不是“他觉”——无须依靠别的因缘的自我觉悟、自性觉悟、本有觉悟。

道信是首次公开地以“办学校”的方式宣传推广“觉者之路就是自觉之路”的人：“守一不移”，成就每个人的“觉者之路”。

而弘忍则在人人皆有“佛性”的基础上，将道信大师的“守一不移”发展成“守本真心”，明确要守的这个“一”就是人人皆有的“本心”，“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是要也。”

慧能则更明确地要求：应无所住！放下一切执念，摆脱一切诱惑，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才能找到自己的“本真之心”。

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觉者”——让每个人都有信心；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让每一个前进在“觉者之路”上的人守住目标，咬定青山不敢放松；应无所住，自性自悟——让每个人都明了“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才是唯一的依靠。这些，就是终极的“觉者之路”。

这样的认知，这样的思想，不断地启蒙，不断地弘扬，不断地被中国的大众所接受，影响并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东山法门”的精华。

始于624年，始于湖北黄梅，始于一个生于湖北广济的普通游僧，历经150年左右的努力，反传统，反权威，不断地创新，以近乎于革命的方式，走出一条全新的“觉者之路”，将传统佛教彻底改造，成为汉传佛教的新主流，影响中国人的思想1400年，影响中国人的文化1400年，影响中国人的生活1400年。这就是道信，这就是弘忍，这就是“东山法门”，这就是禅宗！

2024年，是道信大师到黄梅创建东山法门1400年整年。湖北省宗教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同仁，都有做点什么的想法。这便有了以“东山法门”为纲，以道信与弘忍等禅师为目，顺着时间轴，全面梳理一下“东山法门”从创建到兴盛到内部的“革命”，看其如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如何影响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文化。张扬的是其敢于反传统反经典反权威，敢于创新敢于革新的精神。

这，就是本书的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