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是引领我国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为中国百姓勾画出未来五年的生活图景。“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现代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的“文化变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状况的优劣，既包含物质系统的合理程度，更包括精神、心理、情感等文化意义上对人的关怀程度。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态状况关系到是否能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关系到是否能使人们获得良好的文化气氛与艺术熏陶。文化发展可以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动力；文化发展可以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智力支持；文化本身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所塑造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标志。
毋庸置疑，现代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现代城市具有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不断更新的特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城市是一个差异性的空间，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城市。城市主体是社会交往中的多元主体，城市是多元主体的“聚合体”。从现实层面来看，城市的差异性更为本质地体现在城市多元主体空间利益的分化与空间地位的差异之上。当前，我们尤其要注意，在中国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发展能否为寻求文化认同的社群留下生长空间，如何让传统文化实质地进入城市公共生活，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脉接续的关键所在。有自信的城市才有包容力，承认当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为不同文化群落间的沟通创造机会，而不是以现代乌托邦想象的立场激化文化冲突，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多元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中，任何试图缓解文化冲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脱离对主体性（包括不同社会群体）的承认，我们需要努力构建一个不同文化群落更好地共同生存的空间，一个既相互差异又彼此平等的交互空间。今天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更加注意到文化辐射，关注困难群体的城市生活状态。总之，现代城市日益呈现出差异性，差异性的城市呼唤城市治理理念的转换。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反思城市化发展经验教训中基本形成共识：城市发展不仅需要发达的现代工业支撑，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和高雅的精神塑造。城市文化已成为城市发展非常重要的软资源，文化所塑造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由此所迸发出来的创造力，是现代城市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才有持久发展的动力源泉，才能发展得更和谐、更生态、更有正义性。“新型城镇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特别关注文化生态平衡与全球性博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与“共赢共处”，彻底扭转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瘸脚”与文化生态失衡。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变迁与文化竞争的高地。推进城市文化发展，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既是新型城镇化的主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大城市应对全球文化变迁、加快自身发展进程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一座现代城市的发展起码应该包含四个方面：经济、生态、形象和品牌。但是，以往中国某些城市发展只注重经济却忽视了其他三个方面，造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破坏严重、千城一面、文脉断裂等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为我们真正解决城市的良性发展、城市文化生态养护与改善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契机和政策保障。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必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推进生活方式的绿色化，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建立健全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生态文明所强调的协调发展，为我们实现后发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引擎。在新型城镇化中，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共同治理能力，通过文化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品质，因此，“文化治理”在新型城镇化中意义重大。
文化治理，顾名思义，是通过发挥文化功能实现和促进社会的治理。其核心在于多元文化、百姓参与和城市印象，着力点是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维护和发展文化权利。在新型城镇化的文化治理中，政府要全面创新文化管理机制与手段，通过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与解决新型城镇化中出现的各类文化问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共治的“文化治理”，通过文化考评加强对各层政府部门工作的引导。
现代城市是文化的渊薮和文明的集萃，更是文化先锋的试验田、文艺时尚的风向标。用文化塑造与滋养城市，以谨慎的心态积极推行“文化治理”与“有机更新”，事关“文化正义”的匡扶与“文化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过：历史名城“不属于我们这代人，我们只是看护人，必须将它们完好地交给后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谨慎的“有机更新”理论。是努力建设具有伟大理想和抱负的文化城市，还是继续滑向毫无特色、了无生趣的平庸城市，这一重大决策举足轻重，对未来城市的社会走向、民生质量、文化传承以及可持续发展都将意义深远。因此，为了把单一的“功能性规划”引向综合性“人文型规划”，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除了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之外，还应该多吸收历史学家、人文与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们参与。具体执行时有两点最重要：其一，用“文化”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理念；其二，推进“文化治理”是规划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要手段。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将面临城镇化过程中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以及产业升级的挑战。许多外国学者称中国正处在水流变化最快、最变幻莫测的临界点附近。这个时刻，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用新文化迎接新型城镇化的到来。（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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