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红灯区、犯罪高发区等被称为现代城市的癌症。中国曾经自豪地宣布，已经成功地在城市消灭了贫民窟。而娼妓早已被取缔和改造，红灯区更是闻所未闻。改革开放前中国承认的犯罪率很低，城市中自然不会有高发区。我们年轻时对此深信不疑，一直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对贫民窟，我有切身体会，因为从1957年迁入上海到1978年这二十一年间，我家都生活在棚户区——国际上一般称之为贫民窟。

我家的住房坐落在两条铁路中间，前门外几米就是铁路，打开后窗也对着铁路。这里原来就是铁路中间的一块空地，几位铁路工人在当局默许下搭了几间棚屋当住房，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片有一二百户人家的里弄。要说居住和生活条件，直到我离开时还没有改善：由于大家见缝插针乱搭建，弄堂最窄的地方只有车技优秀者方能骑自行车通过；几十家合用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全部用马桶，除了一个四面敞开的小便池，连公共厕所也没有。但我们从来没有贫民窟这个概念，当时的上海或中国也都没有这个概念，只是称为棚户区。两者的差别很明显，棚户只是一种简屋的名称，与住在这屋里的人无关，因为里面住的未必就是贫民。经过一次次运动，典型的富人已经消灭，少量靠积蓄、定息、侨汇过好日子的人大多也深藏不露。到了文革兴起，连这批人的财富也被剥夺了。既然大家一样穷，就谈不上什么贫民了。而且从对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绝大多数居民都住公租房，不是想搬就搬的。即使不喜欢棚户区，也不能随心所欲搬迁。1978年我登记结婚，靠着双方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最低标准的证明，以及我的市人大代表、市先进工作者的身份，才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新工户，要不棚户还得住下去。

另一方面，当局完全不必担心会产生新的贫民窟。因为从1958年《户籍管理条例》发布开始，不仅农村人口无法迁入城市，就是其他城市的人口要迁入本市，也得经过复杂的对调和批准手续。少数获准迁入城市的人口基本上都是由组织安排或双方对调的，住房即使有困难，也只能通过所在单位或居住的街道解决，不会失去控制，更不可能形成贫民窟。当时说中国已经消灭贫民窟，并非吹牛。在那样的条件下，想有个贫民窟也形成不起来。

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市中心那片废弃的街区，开车驶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不禁暗自吃惊——这也算贫民窟？不知比我家住的棚户区好多少倍！当我第一次经过马尼拉的贫民窟，也不禁吃惊——竟有那么大！

不过到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村与外地人口涌入城市，尽管其中也有挟巨资来投资经商的富人，往高处走的人才，但多数还是外出谋生的穷人和赤手空拳的青年。那时，绝大多数城市居民还住着公房，即使有富余也不能转租，只有拥有私房的农民和农村能为他们提供出租房，于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应运而生，成为城市外来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发了财的，找到体面职业的，买了房的，结成小康之家的，相对富裕、职业稳定的人一批批离开，更多的穷人、新人一批批迁入，这些地方成了名副其实的贫民区。尽管当局依然讳言贫民窟的存在，而贫民窟的特征在那里应有尽有。

更幸运的人找到了其他同样为本地居民所遗弃的场所。在我故乡一处名闻中外的景点，我发现粉墙月洞门里横着廉价摩托车，住着外来的打工者。原来那些中看不中住的古旧建筑虽能吸引游客，却并非宜居环境，原来的租户纷纷自谋出路，转租给外来者。此后在其他风景名胜以至文化遗产地，我也见过住在那里的客民。

更不幸的人连这些机会也没有，出于生存的需要只能各显神通--有的住在高架道路、立交桥下或桥洞中，有的住在废弃的管道中，有的住在地下管道或洞穴中，而找到烂尾楼或废弃房屋的成了其中的幸运者。

一次次清理和拆除，一次次驱逐和严防，这类新居住地却如雨后春笋和烧不尽的野火，看来是消灭不了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城市同样消灭不了贫民窟，尽管可以称之为城乡结合部或其他什么名称。

现在各地都在大建公租房、廉租房，但大多数新迁入的外来人口是住不起的。如果再降低租金或免费提供，一方面政府负担不了，另一方面只会吸引更多的人迁入，最终供不应求，所以同样容纳不了新移民。城市也在设置必要的“门槛”，但“门槛”设低了等于不设，设高了或许能挡住合法移民，却堵不住宁可不享受合法待遇的迁入者，例如愿意住贫民窟甚至流落街头的人。

既然如此，中国的城市必须坦然面对贫民窟，首先改善那里的条件，让那些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