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伴海而生、因海而兴、拓海而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福州参与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对中国海上对外商贸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肇始和推动作用，福州也从此走向海洋、融入世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是重要的“海丝”门户。1994年，《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制定，发出我国沿海城市“向海进军”的最早宣言。2012年4月，《关于在更高起点上加快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出炉，提出着力构建“一带一核两翼四湾”的海洋开发新格局，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一流的海洋经济强市。2014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行动方案》中，将福州市列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城市，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对福州发展寄予厚望。

为深入研究和探讨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总结回顾历史经验，为实现福州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的目标提供文化支撑，20日，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新闻出版局联合在福州主办了“历史名城海丝门户——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本报今日摘登部分与会省、市“海丝”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本版文字由记者吴晖整理照片由福州市文新局提供

福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省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理事长郑国珍

福州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肇始阶段到全盛阶段的历史进程，显示了千年来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及历史意义。

肇始阶段：汉代，称为东冶港的福州港，往来海船泊于时称“冶城”的还珠门（今福州贤南东路口）外。直至东汉建初八年，随着自广西零陵到湖南桂阳峤道的开通，东冶港渐失转运功能。

兴盛时期：唐代，福州迅速成为当时对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之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贸易港。唐末五代王审知及其家族主闽，采取各种措施，并设榷货务一职，广招海外蛮裔商贾来闽贸易，有力推动了福州、泉州与朝鲜、高丽、日本和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的商贸往来。福州、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来北往无以替代的重要节点。

繁荣时期：在泉州港逐渐成为宋元之际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并以“刺桐”之名享誉世界之时，福州港与泉州港比翼双飞，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亦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品——丝织和瓷器的重要产地，与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接触和交融愈来愈密切。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造就了长乐三峰寺塔、福清弥勒石造像等文化遗产，见证了福州与海外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空前壮举时期：明初开始的“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福州港在适应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郑和七下西洋屡将福州港作为驻泊基地。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至此达到高峰，对其后的世界“新航路”开发具有先导作用。

贡赐贸易时期：明成化年间，福州港成为朝廷指定的对外贡赐贸易港口，福建市舶司等一系列建置从泉州移到福州。通过福州港进行的与琉球等国的朝贡贸易，直至清代末期。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琉航海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谢必震

中琉航海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中琉航海来看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其影响。

福州具有的航海优势是福州人开辟中琉航路的重要历史背景。福州先民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历史记载。东汉时期，“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显示了福州在海外贸易与航海的枢纽地位。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在福州设立典船校尉、温麻船屯，发展航海交通。唐代鉴真第三次东渡扶桑就是在福州造船的。五代十国，王审知为福州的海外交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代亦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说法。概而言之，福州地区的造船航海优势决定了福州人在开辟中琉航路上起到开创性的作用。

此外，冲绳地区出土的福州闽清义窑的瓷片，也反映了南宋时期福州就有与琉球王国通航的史实，这也与《顺风相送》出现的福建往琉球航路相吻合。早在元末明初，就有福州人迁居琉球，帮助琉球人与中国往来，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述。明清规定福建通琉球，也证实明初福州人就开辟了中琉航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琉航线已十分成熟。

由于琉球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同时明清规定福建通琉球，因此中琉航海的主角是福州人。谢杰、齐鲲、林鸿年、赵新四位福州籍使者，都亲身经历了中琉航海的实践活动，在他们的《使琉球》记述中可以看到福州人在中琉航海中的重要作用。

中琉航路的开辟，充分显示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不仅在经济上、文化上，更重要的是在确立祖国的海疆、海岛的主权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明代禁海，福州与琉球的交通承续着中国对外的交往，通过琉球，福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以及通过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连接着美洲，乃至欧洲，作用重大，影响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丝织品、陶瓷贸易

福州市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张振玉

文献记载及考古资料显示，福州是古代中国重要的丝织品、陶瓷生产外销的中心基地和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港口。唐代福州生产的丝织品已列入朝廷公布的质量等级行列，说明当时福州丝织品的生产规模和质量已跻身全国前列，得到同行的认可。

宋端平二年墓、黄升墓、明代马森第二夫人陈妙祯墓出土的各类丝织品共700多种，品种有丝、纱、罗、绢、绫、绸、麻等，工艺有贴金、描金、印金、刺绣等，填补了中国沿海九城市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丝织品文物的空白，墓中所出土的纱罗对襟女上衣可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薄如蝉翼”的素纱蝉衣相媲美。无论从出土丝织品的数量、品种还是制作工艺，均为福州在宋元明清时期成为中国丝织品生产基地提供了实物佐证。

郑和下西洋把福州丝织品、陶瓷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遗存在福州大街小巷的如“织缎巷”“锦巷”“横锦巷”“机房里”等名称，都见证了当时福州丝织品生产的辉煌。珍藏在鼓山涌泉寺内来自印度、斯里兰卡的巴利文《贝叶经》，是明清时涌泉寺高僧漂洋过海从海外取回来的经书，每一页《贝叶经》的经书，均由福州生产的精致的丝绸带串连而成，见证了福州丝织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已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有机结合在一起。

产自福州怀安窑的青瓷和福州洪塘窑的“茶入”，以及产自福清东张窑的黑釉盏等福州窑口的器物，在日本、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文莱等国的考古遗址中均有出土，在连江定海“白礁一号”的沉船遗址中也有出水，见证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贸易兴盛的港口。而产自闽清义窑的青瓷，在西沙“华光礁一号”和“南海一号”沉船遗址中均有出水，说明在距今800多年前的宋代，福州先民所生产的精美瓷器已飘洋过海，航行到西沙和南海水域，销往世界各国。平潭海域“碗礁一号”“九粱礁”沉船遗址出水的产自清康熙年间的江西景德镇窑青花瓷和浙江龙泉窑的瓷器，见证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陶瓷转运港。闽都“海丝”门户的唐代史证

福建省文史馆馆长、研究员卢美松

福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端点，即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出发点与枢纽站。汉代，先有闽越国的水师巨舰，后为东汉王朝的海运枢纽，所谓“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后汉书·郑弘传》），说明东冶港已是海运货物的集散地和贡品转运站。自秦汉时期发展起来的造船业与水运业，中经南朝乃至隋唐之际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与发达。到了中唐以后，福州成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已被北方人视为“大藩”之府。此时的福州，无论在政治、经济上都较从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已然成一大“都会”与“重镇”。

中唐以后，福州海上交通贸易的发展与发达景象，在北方诗人文士送别入闽任官的友朋时所作的诗文中多有表露，这些诗文便成为了解闽中历史的宝贵资料。“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这是见诸《全唐诗》记载的较早的北方人咏福州的完整诗篇，诗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中唐以后，福州开始成为唐王朝南方海外贸易中心之一。其因缘于天宝十年（751年），唐王朝军队向阿拉伯波斯王朝军队发动的“怛逻斯战役”，遭受败绩，从此失去行经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唐王朝转而通过大陆东南和南方地区方便的海上贸易条件而另辟海上丝绸之路，从而延续着繁盛的对外贸易。福州适逢其会，发展起繁荣的海外交通与经济贸易。中唐以后，福州作为福建的首府和主政官员的开府驻节地，不仅政治地位重要，而且在经济上也成为繁荣富庶的大藩首府，这在晚唐节度判官冯审于元和八年（813年）所撰的《球场山亭记》碑残文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

晚唐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下诏称：“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问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当时的福州港已经与广州、扬州齐名，并列为全国三个最大的海外交通与贸易港口。

东岐古道头的历史考证

市政府原文化顾问、福州市博物馆名誉馆长黄启权

马尾区亭江镇东岐村是福州市著名侨乡，是闽江口的门户，又扼处闽浙交通的要道，乃历史上政治、军事要冲。东岐村依山面水，水陆交通便利，是天然避风港。明代长安村儒士程汝泉有《印岛宴游》诗曰：“天地浑如一叶舟，片帆飞泊任遨游。停杯细看崖前鹭，饮啄浮沉在浅流。”

东岐村人文荟萃。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在龙柄（今亭江长柄村）讲学，留下“跃龙津”的古迹，邻近各村均受到教化。明末清初已有人出洋，吸收新风气。村中历史上有进士1名、举人8名、国学生9名、贡士10名，出过陈岊溪、正庵父子双知县，出过海军把总黄武银、陆军少将张有禹和抗日烈士黄孝春，还有早年出国去新加坡、马六甲的华工张大兰、黄依杷等。

汉初，辟东冶港（即闽江口福州港）。汉元鼎年间，东越王余善以八千人随楼船将军杨朴远征南粤，开辟了东冶至广东的航线。后来，余善反汉，朝廷分兵四路征伐，第二路由横海将军韩说率楼船由句章（今浙江慈溪县西南）南下，从闽江口直入。汉建初八年（83年），“旧交趾（今越南）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险阻”，可见当时福州港已成为中国南北货物的中转站。

南北朝时期，东岐的先民渐从深山向近山、平原、闽江边靠近，至宋绍兴五年（1135年），东岐先民已在现村址居住，村称翁崎。宋淳熙九年之前，省城的王峬渡从河口抵翁崎，再三十里至王峬（今琅岐凤窝），东岐成为中途停靠站，东岐古道头在这时已创始。宋庆元三年（1197年），始建东岐外岭路，这里已是闽江口抵达福州的要道。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东岐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明初，朝廷册封使、琉球贡船每至福州，均从这里进出。尤其郑和七次下西洋时，东岐古道头都是闽江下游泊船、候风、补给的重要地点之一。郑成功攻取福州，多次屯兵琅岐。清康熙重开海禁后，“西南洋诸国咸来互市”，东岐古道头再度出现繁忙景象。

世界茶港——十九世纪中下叶的福州茶叶贸易

福州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者曾筱霞

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海疆。五口通商，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后海禁”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英政府认定福州是武夷茶最佳的外销港，为此坚决要求福州开埠。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次年（清咸丰四年），清政府下令解除福建茶叶海运出口禁令，福州迎来了茶叶贸易的黄金时期。此后，福州茶叶出口迅速发展，很快超过广州、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每年的出口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

当时，从福州出发形成了几条海上茶叶之路：

福州—英国伦敦，每年输往英国的茶叶占福州出口量的2/3以上，福州成为伦敦茶叶市场的主要供应者；福州—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纽约、波士顿和罗德岛等地）；福州—俄罗斯（1860年，海参崴被割让后，直接从福州经由宁波、上海等地运往海参崴，再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彼得堡等地）；福州—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福州茶市的繁荣催生了驰名中外的“运茶比赛”。比赛起点在马尾罗星塔，终点在伦敦或纽约等地的船坞，最早达到的船只所载茶叶往往身价百倍。为了加快新茶投入市场的速度，“中国茶叶飞剪船”应运而生。从福州出发的运茶比赛促进了世界航海史欧美帆船的改革与发展。“飞剪船”的黄金时代也是福州茶港誉满全球的鼎盛时期。

福州新茶路的开通，改变了鸦片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为福州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时的福州被认为是“中国东南之财源”。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税收是马尾船政重要的资金来源。影响全球的十九世纪中下叶福州茶叶贸易是中华民族对接现代全球化贸易的积极尝试，通过对马尾船政提供财政上的扶持，福州将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利润转化为对民族未来以及中国海权前途的扶持与投资，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伸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