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1954年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专业研究生，工学博士，高级建筑师，2002年起任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党组书记，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出版专著《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和数十篇学术文章。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

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重视不够，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问题应该避免出现。

当前，文化竞争力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每一个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的责任。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算起，我们城市的历史也只有六千年，它和人类300万年的历史相比是短暂的，和40多亿年地球的历史相比更是短暂。但是，当人们走进城市，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家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城市的沧桑岁月。唯有保留下来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才能使城市的历史绵延不绝，才能使今日人类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子孙后代的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也才会使城市永远焕发着悠久的魅力和时代的光彩。

城市文化保护，正处最紧迫最关键阶段

今天，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保护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比如澳门这个城市，保留着一座三四百年前建造的教堂遗址，同时正在使用的教堂也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进行保护，这些历史建筑群已被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列入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太多，和全球人类共同的需求相比，和我们子孙后代的需求相比，今天可供我们选择保护的文化遗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我们应当以更加敬重的心情，争分夺秒地既为当代更为后代，把更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列入保护之列。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建设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文化遗产和城市文化特色保护处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很多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种阶段，它们保留下来的很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经过抢救，经过有识之士的呼吁才保护下来的。瑞典的驻华大使付瑞东，他在离任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斯德哥尔摩保护文化遗产的一个历程：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城市都在拆迁，正是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才保留下来了城市中心将近一个平方公里的老城区。而今半个世纪过去，这个老城区支撑着这个城市三产全部收入的75%，人们到这个城市来，都是到这个老城区住下来，慢慢欣赏。

我们处于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历史阶段，面对种种问题和挑战，每一座城市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目光进行审视，从全局的和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期得出正确的创新理念。在这段时间，如果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可能就会长久的保存下来，如果损失了，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城市发展，应避免“八种负现象”

近3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重视不够。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问题应该避免出现：

第一是避免城市记忆的消失。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但是，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历史街区被夷为平地，很多还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珍贵的传统民居被无情地拆毁，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断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的消失。

第二是避免城市面貌的趋同。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精神内质的有机统一，是由一个城市的物质生活、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一个城市的文化发育越成熟，历史积淀越深厚，城市的个性就越强，品位就越高，特色就越鲜明。世界上有很多人向往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城市，比如北京平缓开阔的城市格局、苏州白墙灰瓦的城市色彩、平遥和丽江古城的古色古香，在世界上也有很多特色的城市，比如罗马、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些城市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突出城市天际线，在众多房屋之上的，一定是公共建筑，而并不是因为某个集团有钱，某个人有实力就能强迫别人去观赏他的建筑。但是，我们的一些城市在规划建设中抄袭、模仿、复制现象十分普遍，城市面貌正在急速地走向趋同，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

第三是避免城市建设的失调。城市建设是为了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而城市规划则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保护人文与自然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它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建设一个环境优美的功能城市，更在于建设一个社会和谐的文化城市。比如南京，就把一圈的明城墙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今天的南京市民每天早晚都可以在明城墙散步、娱乐。北京在城市建设中也发现了最后一个明城墙遗址，对它进行保护，建成了一个遗址公园。但是，我们一些城市在建设中缺少科学态度和人文意识，往往采取单一依赖土地经营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导致出现“圈地运动”和“造城运动”。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变大、变新、变洋，热衷于建设大广场、大草坪、大水面，而这些项目往往突出功能主题而忘掉文化责任。

第四是避免城市形象的低俗。城市形象是城市物质水平、文化品质和市民素质的综合体现。美好的城市形象不仅可以实现人们对城市特色的追求和体验，而且可以唤起市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每个城市都有市民值得骄傲的城市建筑，比如罗马的万神庙，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等等。但是，现在一些城市已经很难找到层次清晰、结构完整、布局生动、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形象。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做现代化的标志，寄希望于在短时间内能拥有更多“新、奇、怪”的建筑，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结果反而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

第五是避免城市环境的恶化。城市环境是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系统。好的城市环境不但可以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可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今天，研究城市环境的基点应是如何使城市既宜人居住，又宜人发展。静静的河流，两旁的绿地，美丽的小桥，一切都那么平静，但是很多城市偏偏把这样一个人们可以亲水的空间，用汉白玉、大理石筑起栏杆，让水与人隔得很远。今天一些城市以对自然无限制的掠夺来满足发展的欲望，致使环境面临空气污染、土质污染、水体污染等突出问题，热岛效应加剧、交通堵塞加剧、资源短缺加剧。

第六是避免城市精神的衰落。城市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可以使更多的民众理解和接受城市的追求，转化为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2006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就在当天该地市民寄出了20万张明信片，上面骄傲地写着：澳门，一座文化的城市！因为长期以来，澳门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座赌城，市民也感觉到长期生活在赌博的环境当中，为了改变人们的印象，澳门政府一直致力于他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它从众多城市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遗产城市。

第七是避免城市管理的错位。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城市管理不但要为人们提供工作方便、生活舒适、环境优美、安全稳定的物质环境，而且要为人们提供安静和谐、活泼快乐、礼让互助、精神高尚的文化环境，这就需要用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管理。旧金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为了交通的需要，建了一座高架桥，把美丽的海岸与城市分开了，很多市民不愿意跨过这座冰冷的桥去海边晒太阳。八十年代地震，把这座桥给震坏了，于是市民们开始讨论，修这个桥还是拆这个桥，结果绝大多数市民要求政府拆这座桥。后来政府采纳了公众意见，这个桥被拆除了，美丽的海岸又回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在欧洲很多城市，解决交通不是盲目地拆除两边的传统建筑，而是通过提供低污染、大运量、准时便捷、价格便宜的公共交通，采取大量的单行线系统来解决交通问题。但是，一些城市在管理内容上重表象轻内涵，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在管理手段上重经验轻科学，在管理效应上重近期轻长远，不能从更高层次上寻求城市管理的治本之策。“城市病”的病根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第八是避免城市文化的沉沦。城市文化不断积淀与发展，形成城市的文脉。城市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竞争力，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很多城市都有人们过目不忘的美好雕塑，比如兰州的《黄河母亲》、广州的《五羊》、珠海的《鱼女》等等。但是，一些城市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不是深化自身的人文历史，而是浅薄化自己的文化内涵，使思想平庸、文化稀薄、格调低下的行为方式，弥漫在城市的文化生活之中，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这是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立场的危机。很多雕塑都是工业化成批生产的产物，没有任何城市文化特色。

城市发展，离不开“文化生命力”

1933年，诞生了关于“功能城市”的《雅典宪章》，主张以功能分区规划城市，并指出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要协调、平衡发展。这一理念对城市规划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紧紧依靠功能分区仍无法解决城市的诸多复杂问题。这样的功能分区人为地造成了交通的拥堵、尾气的污染、人们休闲时间的减少和人们情绪的不稳定。如何解决呢？要依靠文化理念。

以城市文化构建和谐城市。城市文化是社会文明在城市的缩影，是社会和谐在城市的集中表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既是治国谋略，更是城市文化的精髓，是实现社会和谐、诚信、责任、尊重、公正和关怀的保证。将这一文化精髓贯彻到城市发展的各项事业之中，才能实现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要以人为本来规划和建设城市，而不是以车为本，或是形象为本来建设城市。这就对城市的管理者和决策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竞争力决定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经济竞争力，也包括文化竞争力。当前，文化竞争力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物质增长方式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城市文化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体现出更强的经济社会价值。当一个城市百姓年收入达到了人均一万美元，这时候，家庭支出就出现了五大变化，第一是更多的家庭愿意把支出转向文化消费；第二是转向健康支出；第三是转向旅游支出；第四是转向自己喜爱的领域；第五是转向更高的追求，转向公益投入。于是我们的文化设施人满为患，如北京故宫被迫控制游客流量。很多城市也在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内涵，比如离贝多芬故居还有很远的地方，人们就已经在地上、在墙上，看到了其故居的符号和特征，引得你不自觉地走向故居。文化软实力能够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价值观。当今经济活动依靠的是文化内核，科研创新依靠的是文化造诣，生产管理依靠的是文化修养，技术掌握依靠的是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依靠民族文化精神，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市文化创新引领城市发展方向。当前，城市不仅面临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问题，也面临文化创造乏力的问题。如果丧失保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城市将失去文化记忆；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创造，城市将迷失方向。城市文化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文化积淀，也要展现现实，反映城市文化内涵，还要昭示未来，反映城市文化创造。

城市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城市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具备影响力，城市发展才有持续的力量。所以，城市文化不仅需要积淀，还需要创新。只有文化内涵丰富、发展潜力强大的城市，才是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城市。

这些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化建设加快，环境越来越美，而很多城市最脏乱差的地方往往是文化保护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使被保护的地方成为最美的地方，成为人们最想去的地方。很多城市都有很多考古遗址，这些遗址应该成为公园和绿地，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空间，成为人们喜爱的地方。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遗址公园，比如北京的圆明园、无锡的洪山遗址公园、洛阳城遗址博物馆、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秦始皇陵遗址等。现在有更多的城市愿意把遗址建设成为美丽的地方。

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更多公众参与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进入活跃时期，国家先后启动了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成果，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这些成果在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博物馆展示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若干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得以解决。

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实现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转型，很多理念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认为在内涵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文化遗产保护比文物保护更强调时代传承性，更强调公众参与性。

时代传承性强调，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每一个人既有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的责任。作为当代人，并不能因为现实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至随意处置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未来世代同样有权利与历史和祖先进行情感和理智的交流，吸取智慧和力量，所以我们要对青少年进行文化遗产教育，让更多的志愿者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

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各级政府和文物工作者的专利，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和维护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权。只有当地的居民倾心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