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
提到东莞文化，外地人会第一时间露出暧昧的笑容，土生土长的东莞人则能想起易建联，却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大学者容庚、容肇祖的名字。这里有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也有不多见的仍保存完好的岭南建筑，新时代还有毫不逊色于任何大城市的大剧院、图书馆、最早的iMax，但国内顶级文化名人受邀前来演讲却常常要面对观众不多的冷遇。
在发迹之后，原本只是农业县的东莞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文化，以洗清诸多标签，但在寻找属于自身文化符号的路上，却遭遇诸多波折和困难。这个城市的性格，由人们熟悉的制造业、服务业塑造，但也来源于人们看不到的真实的其他面。
莞城美术馆
地处东莞文化广场和市民广场之间的莞城美术馆，外观并不起眼。入口的白墙上，“莞城美术馆”几个字，也没有想象中的宏伟瑰丽，但有点出人意料，正是这座基层美术馆，自2008年2月1日开馆以来，举办过黄宾虹、吴昌硕等名家作品的高规格展览。
莞城是老城，从莞城美术馆外搭出租车，十来块钱就可以到新城南城的中心市政广场区域。在这里，玉兰大剧院、东莞博物馆、东莞图书馆等新建的文化场馆呈现出更高大上的格局，尤其是让东莞人引以为豪的玉兰大剧院，要比省会广州那座由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大剧院还早上五年，它的音效设备甚至不逊色于后者。东莞以最炫目的艺术场馆方阵，来反驳外界的指责。
关于东莞的话题，自2014年初至今热度不减，经由无数报道呈现于人们眼前的是一个身陷尴尬的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纸醉金迷之都。当所有人都对东莞的各种标签关注有加时，很少有人知道，东莞在文化事业上的投入之惊人，几乎无城能敌。
东莞试图借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来进行文化建设，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极致，综其效果，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事实上，东莞的城市文化建设取得了更丰富、立体的效果，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转型时代中国人日渐多元的精神走向。
“生猛”的世界工厂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富裕的东莞努力摆脱人们眼中固有形象的主要方式是用场馆和活动来打造一座“文化名城”。
就在年初的“风暴”之后不到3个月，《东莞时报》主办了一场当代艺术节，邀请了知名艺术批评家朱其策展，参展的有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20多位艺术家。2014年5月1日，这场“隐于市：东莞农贸市场国际艺术节”在厚街镇茂涌中心市场揭幕，无论策展还是宣传、参展艺术家，都达到国内当代艺术的主流水准。然而，时代周报记者前往艺术展现场时，这场“农贸市场中的前卫艺术节”却已经提前结束。朱其身在外地未能接受采访，出品人、香港亚太艺术中心主席曾良谋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提前结束的原因是“连日暴雨以及香港巴塞尔艺术节即将开幕”。
艺术走进基层，在东莞的文化艺术实践中是常见的基调，也都拥有高起点的硬件设施和软件产品，然而因为各种原因，艺术节匆促结束的这种尴尬，在东莞的文化建设之中也自始至终存在。
东莞原本是一个农业县，这从东莞独特的行政区划还能看出来。
“简直很奇怪，一座地级市，怎么只有镇没有县，而这些镇又能如此密匝而发达？”曾在东莞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报纸总编，也是中国第一位“80后总编”的周智琛这样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自己初来乍到的惊诧。他写于2013年11月的7800字长文《东莞：敢性之城》被网友称为改革开放后的“东莞简史”，被疯狂传播。周智琛说，“没有在东莞生活过的人，不足以谈东莞；而把身体和精神都陷在这里的，也不可以说东莞”。
周是适合讲东莞的人选—。他的事业起步于这个自己工作了7年的城市，26岁那年，他在东莞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报业总编。2004年元旦那天，大学刚毕业的周智琛到了东莞东火车站，准备到南方日报东莞记者站报到。没想到火车站不在市区，而在距离市区40多公里的常平镇。初到东莞，一切都很新鲜，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人，甫一出站，摩的司机黑压压围过来，说的普通话含着各省乡音，他立马感觉到了这个世界工厂的“生猛”。“春日里第一次在阳光下撞见小镇上一家拥有10万工人的工厂，光是那一支每日给工厂食堂运送大米果蔬的长长的卡车队，就让我身心震动，自以为一下子懂了什么是世界工厂。”
那也是东莞大兴土木的爆炸式发展阶段。他对东莞建设的印象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格局大、想象空间也大，“那一年，东莞市的口号还是2001年提出的‘一年一大步，五年建新城’，我刚听到这口号时，觉得怪异，没有想到的是，东莞愣是实现了这个目标”。周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希望改变文化基因
如今走在树木茂密、景致清新、看不见烟囱的东莞大道上，你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传说中的世界工厂。
经历了一轮城市发展的裂变，一个农业县的文化基础，已经无法满足东莞政府对建设一个现代都会的想象。这是一个急切盼望改写过去的城市，东莞近年拆除了大量厂房和村屋，建起了一条景观大道。
东莞政府对文化的投入，也是很多地方想象不到的。美术馆运动近两年在中国各地遍地开花，而东莞的高尚社区御花园早在2007年就开设了广东美术馆东莞分馆，尽管这家分馆默默无闻，却表明东莞早已打开它的每个文化毛孔。与另一座暴富城市温州不同，东莞希望改变它的文化基因。
在更早的2001年，东莞确立了“文化新城”的新城市定位，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造城运动，开始实施“图书馆之城”、“博物馆之城”以及“广场文化之城”的“文化三城”建设。此后，又加上“音乐剧之都”，希望用10-20年时间，在东莞形成“三城一都”的文化品牌新格局。
于是诞生了投资1.7亿元、建筑面积居全国地级市图书馆之首的东莞图书馆；投资6.1亿元、设有1600座的歌剧场和400座小剧场的东莞大剧院；投资2.9亿元、影视设备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博物馆；投资1.65亿元、装有现代智能系统的东莞展示中心；投资1.5亿元、活动功能尽善尽美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市区群众艺术馆、报业大厦等。（李玲玲，《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的城市文化建设—以广东东莞市为例》，2007）此外，东莞华南Mall万达iMax影城曾让东莞狠狠出过一把风头—2010年，电影《阿凡达》上映时，这块于2007年5月开幕的“亚州第一幕”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块巨幕之一，曾吸引广东各地的观众专程开车前去观看《阿凡达》，蔚为壮观。
东莞开始陆续举办各文化领域的系列活动，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兴办以陈列馆、展览馆、美术馆、纪念馆、博物馆等为主的博物馆体系和市、镇、村三级博物馆网络。21空间美术馆就是一座民营美术馆，由广东贰拾壹空间艺术管理有限公司与莞城街道办事处在2012年合作筹建，当地政府为其免费提供位于莞城市政广场附近的场地，周围是莞城最大的甲级写字楼。这种做法在其他地方政府很罕见。
大规模进行文化建设的结果是，东莞如今的博物馆数量达31座，文化广场达769个。根据2010年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换算，东莞目前人均博物馆数至少达到10万人占有0.38座，超过了广东省会广州0.37座的人均拥有量。而在2005年，东莞全市博物馆不过5座。
区域城市的天花板
文化转型浪潮不仅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投入上，当地政府没有忘记整个文化产业的布局—有意扶持具有高创意、高知识、高技术附加值的产业，重点指向印刷业和传媒业。同一时期，东莞报业市场也发生着剧变，广州几家报业集团先后强势进驻东莞，面对巨大冲击，东莞日报社身陷困局，不得不思变。
当时刚从南方日报社被破格提拔到东莞日报社任总编的周智琛，因而直接投身于东莞的大转型浪潮。2006年12月底，其时的市委领导提出“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从战略上要让东莞“由初级城市化向高级城市化”转变。在这个背景下，东莞报业也在进行大的改革。据说，东莞市宣传部门当初让周智琛执掌《东莞日报》笔政的意思，也是想改变大家对东莞日报社过于“乡镇化”的看法。
2008年3月，周智琛又负责创办《东莞时报》，仅仅历经一年又十个月，这份报纸就成为当时中国地市都市报的新锐报纸，在国内舆论界抢得一席之地。在2010年，这份地级市都市报一天出八个版深度报道，其间甚至直接导致国内两名厅级干部遭到整肃。
在东莞报业期间，周智琛前后带动七次改革，中间困难颇多，其中最大的困难，他认为还是在于“在县城办省报”的政治困境和资源困境。“东莞报业在新闻理想、技术要求和媒体运营上，都希望和全国一线省级报纸站在一起，但东莞作为熟人社会、区域城市，给报纸带来的舆论空间和资源有限。”周这么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他后来遭遇的天花板，“当丰满的理想遇见先天不足的现实，矛盾和困境无法避免。”
这一块天花板成为周实现个人职业抱负的阻碍。2011年，周智琛离开东莞报业，调任云南都市时报社社长、总编辑。他希望在一个省会城市，能有更大的格局做报纸。
活跃的文化会议发生地
周智琛所描述的“天花板”，其实也恰是东莞这座生命力蓬勃的城市在发展中所遭遇的困境。东莞不乏雄心壮志，在2000年代伊始确立的新的城市定位，包括“现代制造业名城”、“文化新城”、“生态绿城”，无不企图向世人展示“世界工厂”的转型姿态。但迄今为止，这些目标是否实现还有较大争议，东莞的文化设施向一线城市看齐，但文化底蕴的缺乏、市民价值取向的商业重心，都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发展。
东莞近年来在文化上最突出的一个文化项目，是由莞城区打造的文化周末大讲坛，这个系列讲座至今已举办了7年，囊括了国内最活跃的一批文化名人，其中不仅有莫言、王蒙、贾平凹、余华、梁文道这些有大众声誉的名人，也有《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先锋导演张元等知识阶层所推崇的小众人物。如果翻阅讲座嘉宾名单，会发现这个文化讲坛能够做到的程度，许多省会城市都无法与之比拟。
与一线城市活跃的民间文化活动不同，东莞的讲演、沙龙多由政府埋单，不仅市级层面大力投入，像莞城区这样的区级单位，也在财政投入上处处见大手笔，更是很多内陆城市无法比拟的—要邀请名家到一个三线城市，得付得起更有竞争力的报酬。这些投入给东莞带去了它所需要的名人、记者和关注度，也让东莞成为了中国南方一个活跃的文化会议发生地。在东莞参与过多次讲座与展览活动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杨小彦就认为，“这几年东莞的文化活动要比顺德、珠海、佛山要活跃很多，展览次数要比深圳多，从展览的规格档次水平来看，不比广州差。”
名家名人常来常往，场面却时时冷清，在中国，人们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的意识普遍很淡，在外来务工者居多的东莞，这就更加明显。时代周报记者曾参观莞城美术馆近期的一个版画展，作为一个全国规格的高水平版画展览，展厅里不过十多个人。在东莞跑文化线的记者常常见到这样的景象：一次高规格的展览开幕当天，主办方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接来本领域内的名家、专家、学者、记者，数小时开幕式结束后，几百人的展馆内又只剩下寥寥数个观众。
莞城美术馆研究部主任刘萍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莞城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平均每年有3万-4万的参观人次，这在东莞已经算较高水平。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21空间美术馆学术策划部总监胡斌则透露，21空间平均每天有20多人的参观量。不管是莞城美术馆这样的公立美术馆，还是21空间这样的民营美术馆，都是免费对公众开放。
21空间就坐落在写字楼区域，每天中午，美术馆背后的餐厅都排起很长很长的队伍，但“几乎没见过有人利用午休时间进美术馆来看看”，胡斌对时代周报记者描述。
渗入到边角，才有真正转变
在过去的一轮重塑过程中，东莞的城市文化被重新提炼，历史也按照新的方向梳理，东莞的过去，被彻底清洗一番。其中最受关注的项目，是黄树森策划的《东莞九章》，这位活跃在珠三角的政府参事得意的成就，是组织编撰了《广东九章》，此后他受到东莞的邀请，发掘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从中考证出一个“体面的过去”。
在《东莞九章》中，东莞的历史上不仅有袁崇焕这样的“江山所系的旷世忠魂”，也有“秀甲岭南的人文风流”这样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中，东莞的发展也得益于“东莞观念”。
因为长期从事东莞相关调研工作及活动，湖北人黄树森曾在东莞居住八九年。黄树森认为除了历史，即便在现在，东莞仔文化上也极具活力。“去过东莞都知道，文化硬件相当超前，它的市、镇图书馆系统都是联网的，这在中国其他城市很少。”
黄还拜访过多家私人博物馆的老板。“东莞的私人博物馆相当多，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少见。更难得的是，东莞人在经济迅猛发展后，其实还是有一种文化气质。”和黄树森打过交道的多位私人博物馆老板都有这样的共识：“我留给子孙的是博物馆而不是钱，如果将来他们有文化，就会去好好经营，那么这笔财富会不断增值。”
2008-2009年期间，黄树森曾向玉兰大剧院等机构建议，邀请全国最著名的京剧演员来演京剧《袁崇焕》—在《东莞九章》中，黄树森就对袁崇焕着墨不少。玉兰大剧院本计划接纳黄树森建议，但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又是因为担心上座率而放弃。“观众艺术趣味这个事情，很复杂，一时也讲不清楚。”
在东莞，文化如何建立观众群，始终是当地文化工作者难以回避又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上百名家在文化周末大讲坛开讲时，这个城市里有几百万工人在工厂埋头加班，他们同样是这座城市的“分母”。如果要抛开或屏蔽掉这些“分母”，建立另一种符合某些人期望的城市文化，困难可想而知。
在数量上，东莞的文化机构在过去十年实现了惊人增长，但这些文化机构的分布基本集中在城市中心，比如南城玉兰大剧院周边，难以延伸至人口稠密的工厂区和学校社区。在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诸如“文化周末”上，主办方邀请的名家常常可吸引东莞周边城市，甚至从广州、深圳慕名而来的市民，但是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却鲜少可见。对于东莞而言，对几百万外来务工者的文化影响和培养，要比单纯在文化机构数字上翻倍更有意义。
东莞的艺术机构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东莞农民工数量群体庞大，我们也发现之前美术馆展览的局限性，就是对这些人群的辐射和影响不够。”刘萍说。莞城美术馆早几年就开始将部分展览活动延伸至校园当中，近期开始，计划将这一经验移植到创意园、工厂厂区中，合作举办艺术体验和鉴赏活动，希望能够“把展览延伸到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中”。
在重建这条反反复复的道路上，这只是个开始，在一个市民结构复杂的城市中，从上而下的文化活动能够发挥的作用，既微弱也缓慢，同时也时时被怀疑。只有渗入到城市的边角，一切才有可能发生从量到质的转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