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城市发展须考量以人为本和全球化

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城市行政体制改革最为关键。在确立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必须把以人为本和全球化考量进去。以人为本就是要改变城市以官僚为本和以钱为本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到目前，在很多地方，以钱为本和以官僚为本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因此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权钱的一体化的确造就了巨大的动力，从量的方面，快速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这种一体化也导致了无穷的城市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城市改革而得到转型。同时，城市行政体制改革也是城市全球化的关键。城市全球化表明城市的人、财、物等方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但官僚化严重地阻碍着这方面的进步。政府包揽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得到改变。城市发展要高效和可持续，主体必须是多元的。政府应当设定自己的边界，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把社会可以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郑永年）

社区建设是现代城市管理不可忽视的因素

 社区是一个天然的扁平化、多元化社会场域，也是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轴的综合性社会空间。社区生活的日常性、草根性和多样性，社区成员间的平等性和社区组织的非正式性、非科层性使得它成为一个观察社会生活的独特“窗口”。现代城市社区中不仅包含基于房产利益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和利益组织，除此之外还包含更为丰富的邻里交往和精神生活内容。同时，以生活空间为载体的新型城市社区正在成为社会成员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基础，并且为其成员在国家和工作领域之外的权力（实际权力和话语权）与社会声望的获得、成就感的满足提供了新的来源。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一个基层社会不断地“国家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市场化”（建立契约关系）和“社区化”（围绕日常生活的社会整合）三者合一的场域，社区建设也是这三者共同交织的过程。无论国家力量还是市场力量想要渗透其中并取得一定的“成功”，都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社区的这些基本特性。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复杂互动也为社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或障碍。（肖林）

社区自治是城市和谐发展的基础

城市和谐发展的基础在于社区自治，而要做好社区自治，最应该做的就是创立相应的平台。因为，城市社区有三个特点。其一，社区成员的界定比较困难，人员流动性比农村大，彼此又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来维系。其二，社区成员之间的利益关联度不高。社区成员的核心利益往往不在社区，其就业岗位、收入来源都在企业等工作单位，游离于社区。其三，社区内是“陌生人”格局，“陌生人”平时联系不多，导致社区自治的难度比农村还大。虽然社区成员之间的关联度不高，但就个体来看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彼此间也还是存在相关利益。创立平台，就是要让利益相关者和“陌生人”能够在平台上表达利益诉求，形成共同体意识。现在有两种走入误区的现象值得关注：一种是以行政替代自治。因为社区自治难度大，所以有的地方干脆以行政替代自治，就是通过行政来大包大揽。二是社区自治的主体缺乏自我管理的意识。社区成员之间存在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平时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识弱化，有什么事就跑去找政府，这当然也不好。（徐勇）

中国城镇化存在五大误读

 中央政策已明确，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就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农村地区和人口的过程。城镇化存在五大误读：城镇化就是城市化，城镇化就是土地城镇化，城镇化就意味着投资建设，城镇化就是城市现代化，城镇化就是提升户籍居民生活福利。城镇化不是建设投资，不是现有城镇居民怎么致富，也不是现有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民进城，是要让农民在转化为市民过程中，能更好地接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在社保缴纳率、居住条件等方面有所改善。所以城镇化不是给城市发展锦上添花，而是给农民工市民化雪中送炭。未来的城镇化政策，就是怎样把这2.5亿农民工和7,000万的城镇间流动人口，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稳步地市民化，把他们的长期消费从农村转向城镇，从原住地转向就业地，这样才能真正地带动消费、带动市场，达到拉动内需，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提升的目的。（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