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人造的就是文化，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积极的与消极的，好的与坏的。自然产生的不是文化。物质形态的如乐山大佛、都江堰工程等是文化，非物质形态的如道教与川剧是文化。因此，文化分为有形与无形、物质与精神两个大类。人类形成的制度规章、风俗习惯、家风家规、行为心理等也是非物质文化。

什么是天府文化？就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在天府之国发展起来的文化，这是一种地域文化，在特定圈层和区域内形成的文化。文化既然是人造的，那么文化一定是多样的、各具特色的。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不同水土的人不同，有黄、黑、白皮肤，有2000种民族，不同的人就会创造不同的文化，因此文化具有典型的水土性、地域性。这是文化的本质，就是个性与特色。在地球的三维坐标系中，由于每一点的XYZ值（长、宽、高）不同，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从理论上讲，世界上有无穷多种文化，只是有的没有凸显出来，有的成为了重要现象。研究文化必须从地理学、历史学、经纬度入手。研究天府文化必须研究成都平原特点、研究成都人口来源。

从地理学看天府文化。成都平原处于中国地理第二阶梯（过渡阶段，是第二阶梯中海拔最低的部分，300米到800米），青藏高原东大门，横断山东北侧，北纬30°线与胡焕然曲线交点，是四周封闭的盆地，有内陆海洋性气候，有河流数千条（大河流1409条，中河流2860条，小河流5870条），受喜马拉雅雪原与印度洋暖流影响很大，古蜀海洋就在成都平原。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说，中国古地貌是东高西低，7000多万年前，古长江分为东西两条，西长江南流印度洋，东长江（即扬子江发源于西陵峡）从东往西倒流（太平洋水系），两条互不相通。四川盆地是20万平方公里的内海大泽，《易经》的八卦兑泽（方位西）就是指西方四川盆地古海。因此，成都平原特别适合植物生长，是水稻最早种植地，物产丰富。早在商代就有用稻米做成的化妆品。因此，天府文化是过渡态文化、是山水文化、是农耕文化、是内海文化。

从移民史看天府文化。成都自古以来就以其丰富的物产、优美的环境吸引着各方人才汇集于此，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和移民精神。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部落。这些土著人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古羌族应该是喜马拉雅人。蜀地文明分为几个时期：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开明氏，是长江文明的源头。蜀部落是先秦时期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部落。“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中，据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但关于蜀国的历史在先秦文献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直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历史和传说。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秦代“移秦民万家入蜀”。三国至东晋，随刘备入蜀的移民达数万家。西晋甘肃陕西大旱，流民十万人入川“就食西蜀”。元末明初，发生了第一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明末清初，一百多万移民进入四川，迎来“湖广填四川”移民高潮。抗战爆发，华东华北大量人口和各种机构、学校迁入成都。建国后的“三线建设”，也有大批工厂和技术工人进入成都。清代末年的《成都通览》记载清代成都人的构成：湖广占25%、山东占5%、陕西占10%、云贵占15%、江西占15%、安徽占5%、江浙占10%、广东广西占10%、福建山西甘肃占5%，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根本没有。清顺治三年（1646），成都全城焚毁于战火之中，随后的五六年间断绝人烟，因此清初四川省会曾迁往保宁府阆中，这在成都历史上绝无仅有。康熙年间，清政府实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来自大半个中国十多个省份的一百多万人口移入四川，数量大大超过了土著（四川清初土著人口仅八九万人）。移民文化造就了天府文化的特征：一是冒险开拓性；二是开放兼容性；三是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具有创新性等。

从三星堆看天府文化。天府文化的源头是古蜀文化。茂县营盘山、德阳三星堆、成都金沙古遗址证明，古蜀文明可以延伸到5300年以前。在营盘山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屋基址、墓葬、殉人坑、窑址等各种遗迹。营盘山遗址还出土了不少果核残块，通过浮选之后发现，里面有桃、梅、杏这三种果树的种子，说明早在5300年到4600年前，这里就已经水果丰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批河蚌、海贝，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明证。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其中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还有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两座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了金、 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千件，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三星堆那些造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这批前所未有的珍贵文物的发现把古蜀国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500年。

从金沙遗址看天府文化。成都金沙遗址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之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有商、周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根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群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同时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

金沙遗址所清理出的重要珍贵文物多达数千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金沙遗址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整体为圆形薄片，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其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从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残留的痕迹分析，它的加工至少采用了热锻、锤揲、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先用自然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的锤揲，使金箔的厚薄基本一致，再用剪切的方法去掉外表参差不齐的部分，使其成为一个较为标准的圆形，在圆形的金箔片表面画出整个图形（包括太阳及光芒和四只鸟），最后根据已画的纹样反复刻划切割形成镂空。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13年商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时其本身亦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这说明古蜀文化非常辉煌和高端，制造业、文创业很发达，具有工匠精神。三星堆、金沙遗址是中国工匠的摇篮、是中国工匠精神的发源地、是世界文化创意中心、是世界手工业制造中心。“天府之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在远古时期优势极为明显。但在依靠市场资源的工业社会，天府之国的优势会下降，因此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型制造能力。

从西汉文物看天府文化。老官山汉代漆人穴位、纺织机、医简（蜀椒），青白江船棺（战国青铜器、漆具）、汉砖（说唱俑）。

从丝绸和盐茶看天府文化。成都是古代丝绸生产地和供销地，是茶马古道起点，是食盐的重要供应地，是纸币交子的诞生地。

总之，天府文化是内海文化、治水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工匠文化、开放文化、商贸文化的总和，具有恋土、包容、外向、创新的特点。

天府文化是一种迭代循环文化。整个世界是一个迭代循环（重复）走向高级的过程，输出（结果）就是下一个输入（开始）。迭代方程（机制和方式）不同，结果不同。哲学家讲事物发展是螺旋式或波浪式前进，就是这个道理。物理学家用最简单的逻辑斯谛映射(logistic map)亦称抛物线映射就可以表现复杂的非线性行为，如混沌、分岔、分形等。如果用更高级的非线性方程，就能产生更复杂的局面。“一切皆过程”。文化就是过程，也是过程的积淀。每一秒钟都在成为历史。历史就是时间轴上的事件序列，就是以时间为轴心的树枝群，因此过程、过去可以恢复。未来结果可以预测，这是确定性理论的主张。对于随机论来讲，什么都不可预测、不可知。真实世界介于随机与确定之间，更为奇妙。随机的本质是数据（事件）太多太大，常人无法掌握和处理，其本身是有规律的。确定性是因为数据（事件）较少较小，常人能够掌握和处理。在大数据时代，随机性可以减少，甚至成为确定性。但是，由于非线性存在，随机性和复杂性又成倍增加，因此预测未来难度更大。天气预报就是这样，不准，是因为系统非线性很强，因素太多。如果未来可以预测，人生乐趣就减少了许多，甚至枯燥乏味。文化就是一个介于随机与确定之间的过程，呈现多样性、复杂性、个体性。天府文化是成都平原发展的一个过程、阶段、积淀，是一种迭代循环文化，在一定精度下可以恢复过去历史（历史剧、古村古镇），也可以畅想未来（预测预报、科幻设想）。人与普通动物的最大差异之一就是怀旧、恋乡、乡愁，因此根据迭代法则恢复过去，市场很大。花椒树可能是摇钱树的原型，马可能是龙的原型，纵目人可能是古蜀王蚕丛的造型。

天府文化是盆地文化，是山脉、人脉、河流、海拔、温度、湿度的复合函数。水是天府文化的流体、血液，山是天府文化的载体、依托，地是天府文化的母体、根基，人是天府文化的主体、灵魂。天府文化是一个人体系统，各种河流是天府文化的经络，各种湖泊是天府文化的穴位。天府文化的核心是崇尚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天府文化就是生态文化、和谐文化、创新文化、顺变文化。都江堰工程是天府文化的典型标志。要发扬天府文化，必须把水文化做活，“复活”成都消失的河流。没有水网、水系、水脉，就没有人脉、文脉、商脉。

历史上的天府之国就是一个大农庄、大公园。在成都平原能生长各种动植物，许多植物是从喜马拉雅移植到四川盆地经过人工栽培后扩散到全球，如茶树、樱花、花椒、石斛、贝母等，还有大熊猫，天府之国自古就是一个天然的农业公园。公园，古代是指官家的园子，而现代一般是指政府修建并经营的作为自然观赏区和供公众的休息游玩的公共区域。在《公园设计规范》中定义：“公园是供公众游览、观赏、休憩、开展科学文化及锻炼身体等活动，有较完善的设施和良好的绿化环境的公共绿地。”公园的本质是免费给公众游玩、休闲。公园具有公益性、艺术性、休闲性、观赏性、山水性、交流性、实用性、服务性等显著特点。古时候没有太多产权意识，谁种植就是谁的，原始共产主义。在成都建设公园城市，是实至名归。

城市公园与公园城市的差异。城市公园，从范畴上讲是城市大于公园，城市是载体、是背景、是外形，公园建在城市内，城市包含公园，公园是景观。公园城市，从范畴上讲是公园大于城市，公园是载体，是背景、是外形，城市建在公园内，公园包含城市，城市是景观。可见，二者元素相同，功能相近，但组合不同，范围不同，内涵不同， 包含关系不同，内容与形式不同。

公园城市的本质。公园城市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病”（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紧张等）提出来的新课题。它不是公园+城市，也不是城市+公园，不是线性组合（空间加和，物理混合），而是公园与城市的非线性融合（功能交叉互补、耦合互动），公园中有城市，城市中有公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太极结构”。公园城市=公园+城市+ΔX，这里ΔX是大于零的增量（ΔX＞0），就是说公园城市具有城市和公园都没有的新质、新功能，是全新的区域建设概念。我们要深入研究这里“ΔX”的内涵、外延及实现途径。我们认为，这里“ΔX”主要是服务功能的拓展和实现形式的升级（智慧型、智能型、人性化、个性化等），以及新型产业的发展。公园与城市融合是一种“化学反应”，必须有“新物质”产生，公园与城市的本质虽然不变（类似原子核不变），但形态要发生变化（类似分子破坏），必须是大范围、大生态、大文化、大规划、大景观。比如建设世界最长城市中轴大道（从德阳到简阳）、复活成都市内已经消失多年的数条河流、建设世界最宽最长城市绿道、建设世界最大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建设东西南北中大型城市湖泊湿地公园、建设世界最大的城市花园（蜀葵、芙蓉）、建设世界最大的古蜀文化雕塑群、建设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珍稀动物园（如大熊猫）、建设世界最大最高端的工业旅游景区（如国防公园）等，总之是过去没有的景观。在公园城市建设中，先有公园再有城市，先有城市再有产业，城市是公园的景点、景观、景区，产业是公园的活力、动力、张力，因此房屋建筑、机关学校、道路交通、工厂商场、溪流河谷等，包括人，都是景观、景点，产业必须生态、生长。

公园城市必须具有公益性、艺术性、科学性、实用性、生态性、文化性、休闲性等特点。简单地说，公园城市=公益+文化+生命+生态+生产+生长。没有生命和生长，就没有前途和光明。公园城市是品质高于任何其他城市的新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公园城市的建设。由于公园城市是一个全新概念，世界上没有参考物，全靠我们自己探索。必须在观念上进行重大突破，搞好顶层设计，体现大思路、大气魄、大艺术、大手笔、大创造，树立系统观、大局观，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绝不能把建设森林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理念套用到公园城市上。公园最初的功能较为单纯，偏重于提供安静的休息如散步、赏景之用的环境。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公园建设的发展，又增加了很多活动内容，综合性的公园一般有观赏游览、安静休息、儿童游戏、文娱活动、文化科学普及、服务设施、园务管理等内容。

我们在公园城市建设中，要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二是坚持生态优先和谐发展的原则，充分体现环境友好安全舒适；三是坚持高质量高效益的原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产品优化；四是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安排的原则，突出重点分布实施，对空间、功能、生产、居住、商业等进行科学布局；五是坚持创新引领信息牵动的原则，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以智能化带动发展。六是坚持文化为核特色鲜明的原则，突出天府文明和巴蜀精神。

公园城市必须是智慧城市，要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提高城市品牌价值，打通水脉、文脉、气脉、人脉、商脉，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在具体实施中，首先进行理念创新，把新发展理念细化实化，考虑公园综合体，先有公园再有城市，在公园中建城市，房屋建筑的外形、功能、颜色等要成为景点、景观。再是进行规划创新，体现大系统观、大文化观、大生态观、大公园观、大美育观、大雕塑观、大作品观，体现“山水林田”（在“山水林田湖”中去掉“湖”字，因为湖就是水），在充分谋划基础上以龙泉山为中心展开森林公园布局。三是进行项目创新，要体现内生性、成长性、引领性、生态性项目，优先考虑去污染、去雾霾项目。四是保障体系创新，在组织、领导、专家、外援、金融、土地等要素上有新举措。五是在推进步骤上创新，整体考虑“成都全域公园”，但重点是天府新区和东进部分是针对天府新区作出的指示，龙门山及其他地方可以随后实施。

公园城市就是大公园、“小城市”（特色乡镇）、“园城同体”，规划要解决建设中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如公园的性质、功能、规模，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分工、与城市设施的关系，空间布局、环境容量、建设步骤等问题。设计是以规划为基础，用图纸、说明书将整体和局部的具体设想反映出来的一种手段，要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四川特征、成都特点。构成公园的主要素材，如植物、地形、地貌是受气候、时间、空间等影响而演变的。公园规划和设计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创造不同的地方特点和风格。游乐场是公园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逢节假日、礼拜天都是家长孩子、情侣、朋友等休闲的地方。公园规划通常是将造景与功能分区结合，将植物、水体、山石、建筑等按园林艺术的原理组织起来，并设置适当的活动内容，组成景区或景点，形成内容与形式协调，多样统一、主次分明的艺术构图。

成都的产业几乎都是“外植型”，“内生型”较少，在国际战略调整时具有“说走就走”的风险。除去引进的企业包括世界500强，成都企业实力不如德阳强（如二重、东电等大国重器）。成都的建筑几乎都是“引进来”的造型，没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千屋一面”，水泥森林，钢筋玻璃，雷同性十分严重，唯一可以供外人参观的就是“宽窄巷子”“锦里”等少数街坊，与世界文化名城差距很大。这些都是规划设计公司为省力省事赚钱，抄袭外国图纸造成的，又迎合了一些崇洋迷外的决策者的所谓“开放心态”“思想解放”。东西方价值观差距很大，在思维方式上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视觉值和视觉点也不同，在国内看外国建筑，老百姓有免费出国的感觉，会短时期兴奋愉悦，但长期如此就失去了民族个性、民族风貌、民族力量、民族精神。对于外国人而言，他们来到成都就像看家里建筑一样，除了川菜就没有新鲜感，长期如此就会审美疲劳，失去创造力。因此，公园城市一定要有天府文化特色。（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