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到皖南讲课，应邀与朋友聚会。席间，大家聊起值得安徽人引以自豪的事，讲了不少“没有安徽人，就没有中国的。。。”故事。如，没有安徽人，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指的是陈独秀；没有安徽人，就没有洋务运动，指的是李鸿章；没有安徽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指的是小岗村带头分田到户；没有安徽人，就没有南京的石头城，指的是朱元璋的高筑墙；没有安徽人，就没有中国的京剧，指的是徽班进京；没有安徽人，就没有中国的原子弹的成功，指的是邓稼先。对于上述的旧闻和掌故过去都有所闻，并不新鲜，而当场有人讲起，“没有安徽人，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就不会有中国人”，这个故事确是鲜为人知，引起我的关注。于是，除了当场刨根究底，事后查询了资料。果然不错，在马克思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的附注中有一条说明，“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答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一版）。王茂荫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何以见得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引注，笔者写出如下解说。

一、王茂荫何许人也？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清嘉庆三年出生

于一个徽商家庭。其祖居在歙县桤梓里村，后因祖居毁于太平天国与清兵激战之兵灾，遂于其为官告老还乡后在同县城南的义成村买下朱姓旧房，全家迁居于此。故王氏后人称自己为歙县义村人。

王茂荫从小进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的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根据家人的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学经商买卖之道，思仕途经济之理。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以监生资格兆试，一考中举，次年会考，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但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直到五十岁才被升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的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三十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二、王茂荫何故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

清朝官员王茂荫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主要有两个缘由：

其一，首倡发行钞币。王茂荫为官年代，正是清朝政府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起义之际，由于战争费用开支和战败的赔偿，使战后银贵钱贱日趋严重，财政收入因统治地区缩小更加萎缩，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货币危机加剧。咸丰元年九月（1851年），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为缓解清政府的经济危机，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条议钞法折》，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建议政府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在他的倡导下，中国的钞票即纸币首度发行了。曾经从过商的王茂荫深谙钞币流通与物价规律存在着微妙的机理关系。他认为，行钞（发行纸币）不能无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应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底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全盘采纳。

其二，反对滥发钞票。当时的清政府发现了发行钞币能缓解财政、货币危机的秘密后，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又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我们现在所说的“钞票”一词，就是从“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而来的。由于其时发行钞票过多，又不能兑现，故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有人竟将钞票戏称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提出了四项建议：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搭用钞币。在这四点建议中，前两项是讲持钞人同国家的关系，后两项是讲在商人之间、商人与顾客之间的交换中，扩大钞币的使用问题。从中看出，王茂荫想利用银号和商人的力量来推行货币改革，因为，他深知封建官僚机构贪暴腐败，不能取信于民，而银号在民间确有较高的信用，故而产生了借助银号的信誉和联系推行货币改革措施的想法，产生了发钞必须由“商人运于其间”的主张。王茂荫重视商人的作用，既反映了当时商人在社会中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表明他本人同商人和商业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货币问题的深刻认识。王茂荫的这个方案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换取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让纸币兑现。咸丰看了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

综上所述，是王茂荫对钞币发行存在弊端的破译，对滥发钞票引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给民众带来的祸害的预见，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关系的厘清，为马克思研究纸币与金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思考，才会引起马克思对王茂荫的关注和认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了经济规律。”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

三、王茂荫何缘被马克思所知、为今人所识？

王茂荫为马克思所知，是因其对钞票发行后弊端的揭示、数量的控制、币值的稳定、兑换的自由等方面的理论，被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今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谈到“货币政策就是要保持流通性合理充裕，保持利率的合理水平，同时管好通胀预期，处理好这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精髓。”他的说法足以印证王茂荫当年对发行钞币的先见之明，尤其他在推行币制改革中敢于直言、刚正不阿、关心国计民生的精神值得称颂。

作者简介：1947年出生，退休教师，原任无锡市乡镇工业干部学校副校长、全国乡镇企业家培训中心副主任。曾多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