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一些城市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投资等新门槛已成为普遍现象，使得农民难以真正留在城市，因此，部分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二元的城乡结构一直备受诟病，也为人们自由迁徙与就业设置了障碍，此前的几十年里，大部分农村人都想转为城市户口，因为城市户口代表着福利与保障，在一个城市户口里，附着了诸如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属于城镇居民人口的福利，由于“剪刀差”的存在，也令农民的生产性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的收入。

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一直致力于破除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比如，2000年，全面放开了县以下城镇的落户限制。2011年，全面放开了农民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2012年，首次放开地级市户籍，一些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也在进行探索。但现在的条件与以往已经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正面临高房价、在教育、医疗等资源的激烈竞争，不仅如此，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也较高。相形之下，土地成为一种厚重的保障。

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在城市打工的收入尚可，那么最好，如果在城市失业或是收入不好，还可以返乡种地，在农业税取消以及出台多项惠农政策之后，种地的收益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是比较平和的局面，而在一些地方，地方赶农民“进城上楼”，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被迫失去了最后的生活保障，因此，近年因为征地发生的社会问题并不鲜见。

无论是何种城镇化，对于农民的农地权益都应该予以积极保障。尤其是现在城市房价高企并且无解，而社保医保支付水平较低以及统筹进展缓慢，不足以满足农民基本需求的时候，更应该把握好城镇化的节奏，不应该强迫农民“上楼进城”，或许，很多城市都尚未做好接纳农民为城市主人的准备。据测算，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城市人，成本大约是8万元人民币，放眼看去，极少有地方财政能够认真在每个农民或是进城务工者身上落实这个水平的花费。

目前出现的“逆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此前一些地方赶农民进城上楼的结果，农民都清楚，在没有保障其合法农地权益的条件下失地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在地方征地方面减少强迫性质，地方的规划需要事前认真论证，扶持中小城镇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吸纳附近农民就业。而不是事先大规模地造城，结果成了鬼城又把公务员拉过来住进去造人气。对于很多农民来说，进城务工仅是青壮年时为了多点收入，等他们老去之后仍然想回到故里，假如非自愿失地，那么会引发社会问题。保障农地权益，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土地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