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典》的编纂及其意义

主办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广州图书馆 信息时报社

主讲人：纪德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广州历史文化资源丰厚、文化典籍众多，它们从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载录了广州城市的历史风貌。

2005年4月30日《广州大典》的整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由此揭开了广州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刊印的序幕。《广州大典》是一部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它保存了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大量珍稀文献，辑录了众多反映广州历史文化风貌的书籍，为繁荣广州的学术文化研究、传播与弘扬广州的历史文化等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州大典》收录文献的范围为1911年以前广州人士的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以及广州版丛书，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本着“不选、不编、不校、不点”的 “不干预”原则，《广州大典》力求保持所收历史文献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版本选择方面，对符合收录范围的文献一般不做裁选，以保证收录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大典采用国际通行的大16开本，天然丝封面，纯棉纸精装，每册800页左右。书名“广州大典”字体集自秦木简字，四字古拙朴茂、峻秀遒劲，力透纸背，别具一种沧桑历尽的韵致。

《广州大典》编纂中最为困难和关键的工作，是底本的搜罗与征集。为此，编辑部向海内外多次发布征集文献公告，多渠道发掘、搜罗广州古代文献资料。十年来，共征集到国内外77家图书馆4456种底本（包括木鱼书）。

《广州大典》首次发掘性地将海内外珍藏的广州文献典籍几乎尽收其中，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共编纂、出版图书540余册，收录广州古代2000余位作者文献4000余种。

《丛部》收入文献37种，共分为102册。其内容包括综合性丛书和自著丛书两类。其中的《海山仙馆丛书》收集了很多明清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玛窦、汤若望等写的几何学、天文地理和火器制造类的书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经部》收入文献133种，共分为56册，收录自晋代尤其是明清以来广州学者有关经学著述。《史部》收入文献1011种，共分为198册，辑录从汉代至清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广州史学著作。其中包括广州历朝流传下来的方志，通过这些方志可以知道广州在不同时期的城市面貌，因此《史部》对研究广州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了解发展过程作用非常大。《集部》中包括很多外国人著述，广州人翻译的书籍，如清末日本人所著《万国地理志》、《世界诸国名义考》、《明治政党小史》等，俄罗斯史，罗马治略，军事素要以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天文、地理、数学这方面的书，证明广州人在当时能够主动引进国外先进文化，这种变革维新图强的精神，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子部》收入文献523种，共分为63册，内容涉及自晋至清百余名广州府学者及寓贤的有关文献，包括外国人撰写的文献以及一些小说。其中包括清代著名的广州小说《蜃楼志》，书中对清代广州十三行中一户洋行巨富的家庭生活，婚姻情况，商业买卖以及跟军界、政界人士的关系都有形象生动的描写，在中国小说中，《蜃楼志》首先把笔墨投向开放口岸后的中国关口，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作为地方文化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广州大典》对传承广州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它收录了众多直接反映广州历史文化与风俗民情等方面的书籍，真实地记载了广州2200多年的历史，为广州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如子部农家类收录的番禺赵古农撰 《龙眼谱》、《槟榔谱》、《烟经》为古代岭南关于这些作物的唯一专谱；南海区金策撰 《岭海兰言》是广东历史上唯一的一种兰花谱；南海陈启沅撰 《广东蚕桑谱》则是清以前广东最早的蚕书，地方特色鲜明，颇具文献价值。此外，《广州大典》还具有独特的城市形象宣传价值，为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弘扬提供了有效途径。

(本文只代表嘉宾本人观点，不代表主办单位和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