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城市化必须先有“市”再有“城”的观点十分流行。这里的“城”一般是指由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而“市”则主要用来表征一种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前者往往直接等同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开发、大拆大建、城市文脉消失等突出现实问题，后者则被理想化为解决“产城脱节”、“鬼城”、“公共服务短缺”、“城市文化传承危机”等问题的主要手段。

问题的关键在于，先有“市”再有“城”在逻辑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把城市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机制设想得过于机械和简单，忽视了政治、宗教、文化、技术（如大型的水利工程、交通工程、能源工程等）甚至是人物（如锡南之于伊斯坦布尔、张謇之于南通）的重要作用，不符合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不适合也无力解释当今中国大规模、高速度、矛盾和需求过于集中、政治与经济相互缠绕的城市化进程。

与传统的“乡土中国”相比，“城市中国”现代化进程更加错综复杂，环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五大要素既相互促动又彼此制约，“市场规律”也只是“城市发展规律”的一个部分，而仅仅寄希望于一个“市场化”的杠杆或手段，只能导致一种“片面和扭曲的实践”。毋庸讳言，当下我国城市遭遇的环境、社会、文化、道德等问题，恰恰是经济型城市化的苦果和后遗症。

与先有“市”再有“城”相比，先有“文化”再有“城市”才是更迫切的当务之急。从城市的起源看，城市的本质不在于实用性的商业与交换，而是“人们对一种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就城市发展趋势而言，与现代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不同，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文化城市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

文化城市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工业等实用功能，符合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要求，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不仅以伦敦、巴塞罗那、新加坡、香港为代表的文化城市迅速崛起，中国城市同样从从沉溺于主要以GDP增长作为衡量指标的“国际大都市”走向了以“宜居城市”、“文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文化转型之路。

从解放生产力、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角度，针对我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和职能不清，在一些方面“管得过多”、“统得太死”等问题，探索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完全正确和必要。但由于先有“市”再有“城”自身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容易导致“市场万能论”，所以并不适合作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简单的市场经济思维已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客观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主体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基础设施良好的现代化城市并没有做到“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环境、社会和文化生态重建，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突出与主要矛盾。要能够顺利应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各种新的挑战和风险，在当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一大批熟悉城市化规律和特点的高素质的新城市人，这才是关乎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和建设质量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先有“文化”再有“城市”比“先有“市”再有“城”更需要引起我们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