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樵山沿着樵丹路，便来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上金瓯松塘村。与多数城镇化痕迹显著的村庄相比，这个拥有800年历史的古老村恍如世外桃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整个村落至今依古法布局，村心池塘连绵，数十座气势恢宏的祠堂、书舍一字排开，民居依山而建，文武圣庙驻守村中。

而纵观全国，多数村落似乎都没有松塘那般幸运。在城市的扩张中，不仅失去了村落形态的生存空间，也失去了文化形态的生存场景。

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陆续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掉，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小区。不论哪个城市，都是现代建筑，原有的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业利益驱动下村民的自觉选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与乡村政府建设规划的协调性和前瞻性的匮乏。

在上周召开的第四届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上，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储冬爱介绍了英国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需要规划、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关注生态环境、关注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更关注社会状态。这一理论被认为是解决当时以“城市病”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既能解决城市问题，又不牺牲农民利益。

的确，“田园城市理论”翻开了城市规划的新篇章，也激发了后来城市发展的持续反思与深入探讨。如欧盟乡村建设“绿色边界”之说，即保护乡村原有的地貌如农田、草地、树林、河流等，并保留旧建筑，同时建立与城市一致的基础设施，以此让乡村成为城市开放融合的一部分。

正如社会学者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大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批判的那样，不能把好的城市规划看作是一系列静态的行为，从而勾销大都市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此书之后，美国的城市规划开始由工程技术转向关注社会问题，人本主义在规划中逐渐张扬。因此，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绿色边界”除了青山绿水等地理标志外，更应该体现文化生态。城乡共享的原生民间文化，也是“绿色边界”的识别界限。

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乡村社区的存在不能只是成为供城市赏玩的“花瓶”，民间文化更不能沦为满足猎奇需要的观赏性表演。最根本的，是要保留民间文化形态的生存场景，如扒龙舟的河涌、挂灯的社坛、祭拜的庙宇等。

类似的大众节日及其所代表的乡土文化，能够充分发挥乡村街区的文化功能，满足城市人群共同的情感需要，将构成都市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最本土、最原始的文化社区，在为都市输送新鲜血液的同时，融合于都市社区是自然与必然的结果。

英国政治家罗斯金在《芝麻与百合》中写道：“美丽的花园和果园环绕着城墙，从城内任何地点出发，步行几分钟就能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如茵的绿草和一望无际的田野，这就是最终的目标。”

是的，这也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