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将智慧和人联系到一起。伴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智慧已不仅是个人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座城市、整个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然而，一个新的理念常常容易被人误解，在其落实过程中也可能被错误的认知所误导。在智慧城市的具体落实中，我们应该如何更正这些误读和方向上的偏差呢？就此《经济》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聂大同，分享他对智慧城市建设现状的见解。

《经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智慧城市，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智慧城市战略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国家高度，并且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聂大同：智慧城市热潮兴起转眼几年了，在今年，智慧城市被正式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应该说是给这个“运动”正名了。这无疑是把智慧城市从行业和地区发展支流汇入了国家发展主流，从开始的IT运动走向了今天的经济文化复合运动。如果说以前是目标第一，要建智慧城市；那么今天，已经是过程第一，要智慧地建设城市。这个运动不再是信息化和城市发展的融合，不再是IT企业为自己的产能寻找出路，也不再是房地产企业为发展低迷贴上华丽标签，更不再是地方政府为新土地财政举出尚方宝剑。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发展智慧城市，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文化。智慧城市被肯定发展，智慧城市不是IT系统的堆砌，不是新一轮房地产，而是当地历史文化的提升。没文化的城市就不能叫智慧城市。

《经济》：在各地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产城融合”一直都是重要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来看，“产”和“城”分别的智慧化都是有的，但是其中却有很多被割裂的部分，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做好产城融合？

聂大同：住建部城科会相关智慧城市发展机构提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要注重产城融合，这反映了当前城市和产业发展的共同需求。在房地产业兴盛时期我们产生了错觉，认为城市建设就是盖房，一片又一片的楼房组合就是城市，以为这就能容纳更多的人居住，就造了市。一些地方房子是多了，但是要花钱买才能入住的，所以必须得有产业带动人群的聚集，房子才有用。反之，现在是消费主义时代，当今的劳动者要求有质量的生活，大学生不愿住8人集体宿舍，工人也不愿意住只有布帘保护隐私的工棚，他们要尽自己工资所能住进适当的独立居室，而产城融合恰恰是符合新时期需求的“新常态”发展模式，也是符合2015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展智慧城市的指导精神模式。这一“新常态”的落实需要智慧城市推进者打破行业界线，不能只关心招商、产业布局或盖房一个局部，所谓“智慧”，就是要比别人聪明点儿，视野更广阔些，能处理的矛盾更多些。

《经济》：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中，产业的业态又有怎样具体的转变呢？

聂大同：在新时期，过去的CBD、产业园、科技园、工业园模式或许已经过时，人们厌烦出了厂区找不到饭馆天天吃盒饭的美国式空旷园区，人们痛恨上下班侵占他们两小时或更多自我时间的交通潮汐。或许陈旧的土地用途和房产用向划分标准都该突破，混合的产居配套应该流行。

《经济》：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对于发展智慧城市都存有疑虑，这也让智慧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乱象，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智慧化发展都存在哪些问题？

聂大同：我国的智慧城市初始于IT企业的产品销售需求，这当然不是全社会的需求。全球不同国家出于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提出了不同的智慧城市建设指导意见，五花八门的路径也迷惑了我们的视线。而试图建立唯一标准也使智慧城市的推动陷于泥淖。我个人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要发展智慧城市，二要保护和传承历史地域特色，既解决了对智慧城市的质疑和抵触，又避免了新的千篇一律的城市发展运动。智慧城市应该搞，并且要积极参与，它是文化传承而不是新的造城运动，各家要按自己的历史地域发展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

《经济》：“互联网＋”是当下流行热词，在您看来“互联网＋城市”的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智慧化的变迁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城市规划带来哪些改变？

聂大同： 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看，其确实试图推动“新常态”下的深化改革，提出了“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智慧城市等新措施。大道无形，“互联网+”引来了无数注解。我个人理解，不必追求一个一致的认识、权威的定义，这是一个社会实践的命题。有一点或许是该被认识的，即围绕互联网的应用有不小的经济发展空间，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应用。用户可以抵制，但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倒不如想想该怎么在应用移动互联网中获得好处，老的IT技术、专网、独立信息中心、PC应用、结构化数据挖掘、抽样统计等都不再适用于当下移动互联网潮流。简单点说，要想学会游泳不下水是没指望的，努力在自己的行业部门实践移动互联网应用就是实践“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