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和科技史密不可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科技一直推波助澜。科技改变了人类社会乃至人类本身，更改变了我们的城市。

城市是人类密集聚居的空间。从城市最初形成的时刻，人类就通过对城市的建设和经营，体现了自己的空间智能。空间智能被认为是和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以及自然认知智能等共同形成了人类最重要的八项最重要的智能。这是公认的人类在数百万年进化过程中获得能力。从单体建筑到整个城市乃至城市群，人类千百年来建设的物质环境都体现了人类这种感知空间的能力。

科技在不断进步，也改变着人类认知空间的方式。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城市在两三百年的时间内，急剧扩张，快速演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剧变。从蒸汽时代、电力时代到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在建筑、交通、能源、环境、基础设施以及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城市。

但我们的城市有没有变的更好呢？如今城市随处可见轨道交通、摩天大楼、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远远超出十九世纪时儒勒·凡尔纳等科幻作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但我们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师们，却反复把几百年前建成的欧洲城市当作范例。那些小尺度、功能混合、步行友好、文化气息浓郁、富有活力的怡人老城，不仅被游客追捧，也被城市研究者们奉为典范，一再呼吁现代化的城市要向其学习。当人们度假时，会选择去欧洲的历史古城或小镇，或亚洲的传统村落，没有人会去巴西利亚那样的城市。而这个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城市尽管以机动化和脱离人的尺度著称，却获得了城市规划的大奖。

为什么科技没有造就更“美好”的城市？

在那些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老城，大部分建筑并非出自建筑师或城市规划师之手。正如那本《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所论述的，历史上大部分建筑，是正统和贵族建筑之外的大众建筑，却承载无穷无尽的艺术。历史上大部分人类的聚落，村庄和城镇也都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自发生长形成的。这些自发生长的城市，却往往表现出多层次的和谐，自身内部空间尺度的和谐，以及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历史城市的早期居民，并没有先进的科技，但创造了精美、和谐和高质量的城市空间。而在科技发达的当下，我们可以造出汽车、飞机、手机，却也制造出大量的平庸、无趣、不宜居的“千城一面”空间。

许多不具备智力的动物，如蜜蜂、白蚁等，却能建造出规整、完美的蜂巢和洞穴。这说明生物体的基因就镶嵌了对空间认知的遗传。最新一届普利兹克奖得主奥托，毕生致力于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生物体来改变建筑的结构，以实现自然的和谐。上世纪日本的新陈代谢运动中，丹下健三和黑川纪章也提出城市像细胞一样有丝分裂生长的理念。

事实上，人类对空间的智能体验，并不局限于建筑与城市。足球运动员罚任意球，有时就是根据身体对风速的感受，进行球路的预判。这是在高强度训练下产生的一种肌肉记忆。无论科技进步对人类大脑的影响有多大，这样的空间感知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古代的能工巧匠，可以凭借积累的经验，以手工造就一些精美的艺术品或建筑，科技进步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更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对个人的空间体验却很难灌输改变。

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进步，大多基于功能性，功能提升的明确目的，以线性思维改造了我们的空间以及空间认知，但却忽视了长久以来人类对于空间既有的感知能力。科技更加注重效率，而非人类的心理空间与自我认知。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乃至神经元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在“理性人”假设之外，考察人非理性的一面。信息技术与仿真可以不断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但对人类的感受能否模拟？诗歌写作软件可以帮助人们顺利生产一些作品，但却很难取代作家。现实生活中，基于人类的复杂性，人们往往只能得到次优解，而非理论上的最优解。人类社会的复杂系统，终究不是数学模型所能拟合。

信息时代

对城市来说，如今大部分城市都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设想的那样，标准化构建与生产的机器。物质性的建设造就了生产的空间而非生活的空间，工业园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今天的新经济变革、建筑信息化、大数据与数据增强设计，都在塑造着变革中的城市。从广播、电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日趋改变。碎片化和扁平化的信息流，更多时候证实了列斐伏尔考察新技术改变人们对空间的看法时的担忧：人们的空间意识变得越来越平淡。信息技术对城市空间加以影响的同时，参与的主体是人本身，而非人工智能。在互联网时代，虚拟城市代表着另一种尺度的心理空间。对人类社会来说，建筑和景观都必须有人的参与，否则就是无意义的环境。人类社会又极其复杂，包含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情感需求等，科技的线性干预很难通过单体复制的形式达到人造环境建成环境的和谐。

长期以来，技术改造类社会的倾向根植于人的理性主义以及自上而下的决策。新一代的技术革命必须强调自下而上的根基。这意味着对传统技术主义所代表的精英主义一元论的反思和变革。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科技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不断演进，在信息时代，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逐渐融合。城市学正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复杂性。

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基于公权对私权的调控，意在避免理性人造就的囚徒困境与公地悲剧，这与企业的决策不同。纵观历史，城市规划的发展史就是社会全体权利与权力斗争的历史。人类城市的发展就是人类相对理性和相对感性的产物，或许在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上看，是人的基因的继承与改变、进化与突变的结合。

技术主义往往在塑造全知全能的上帝，但事实是人类本身并不是这样的。科幻电影里一直以来的一个题材就是未来世界少数人或机器人对全体人类的强权控制。科技进步带来的是更强的管制，普通人自由丧失，权力更加集中和强大。这总让人联想到，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遍布街道每个角落的摄像头和传感器，会不会让“老大哥”更细致地看着我们呢？海量数据和计算机的深度学习，或许会暴露出人类本身更多的不安全感。

信息技术的非均衡传播，也在文化属性上对人们的空间认知造成影响。曼纽尔.卡斯特在《信息时代》中指出，信息网络需要有文化层面。而目前城市的文化被基于互联网的英语世界霸权所控制。互联网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信息是英语，大部分来自美国。大众传播与网络文化改变了世界各地的人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大车大房子的美式生活成为了快速传播的标准生活方式。欧洲很多国家有着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和社区，但由于语言局限，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复杂科学和混沌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揭示传统科技发展模式对人类空间认知的扭曲，以及参与空间的再生产过程。城市的文脉或可这样定义：空间智能与建成空间的延续性。或许，城市学最终会走向多元和综合并存。城市研究会涉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工程和人文社会学科，各学科八仙过海又殊途同归，都试图对人类本性进行深入考量。人类本身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会更加理解自身的伟大之处。正如电影《超体》的结尾的画外音一样：“生命是在10亿年前被赋予给我们，现在你知道能用它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