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一下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评语，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一部刘云若小说所蕴含的民国时期天津社会生活信息，比天津所有历史学家提供给我们的全部信息还要丰富。”刘云若作品，是纯正的“津津有味”的“津味文学”。

近些年，“津味文学”或“津味小说”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但是由于天津历史文化的纷繁复杂，对天津城市文化特色很难一语概括，所以对“津味文学”也一时难下定义。例如有人认为：“津味小说是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市井民俗小说，它是以一方水土写人文，突出地域风格特点、地方风俗习惯、地区人物性格的乡土文学。‘津味’即采用天津方言，通过津沽文化表现广阔繁杂社会生活的文学风格，它既不同于‘京味’，又有别于‘海派’、晋军、湘军等，而是以天津一方热土的丰厚文化底蕴为基础，及津风、津味、津韵血脉流畅的笔触，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刻画，展现出可歌可泣、幽默诙谐的风云故事和人物形象，以表现不同时代天津人的精神风貌。”我觉得这样的概括不无道理，但也稍嫌泛泛和模糊。像这样特意指出一个地方的文学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学，恰恰说明这个地方的文学特色难以归纳。

谈起“津味文学”，天津无疑是它的发生地，而“津味文学”本身就是对天津文化的一种重要阐释，是古代和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在当代的一种特定存在风貌。所谓“津味儿”，就是天津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天津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学者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一书中谈“京味文学”时写道：京味文学’是以老北京人和他们的生活空间—胡同世界为题材，写市民社会生活中的风俗人物，俗人俗物，具有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和通俗文学的价值……”这里明确指出“京味文学”以北京胡同为题材，可惜没见《城市季风》写到天津，如果写到，那么“津味文学”会以天津哪样的生活空间为题材呢？是老城和三岔河口，还是租界洋楼，或者南市“三不管”？对于城市文化长期多元化的天津来说，这恐怕还真是个难题。

但无论是“津味文学”，还是“京味文学”，都须“具有明显的平民化倾向和通俗文学的价值”。对于这一点，可能是无可争议的。作为体现城市文化特色的城市文学，应当具有平民精神和通俗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市民读者的认同，才能被文学史家将其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由此，老舍的《骆驼祥子》、邓友梅的《那五》、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才能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同理，冯骥才的《神鞭》、张仲的《龙嘴大铜壶》、林希的《高买》等，也才能成为新时期“津味文学”的代表作。

天津城市文化丰富厚重，“津味文学”也一定有着丰厚的内涵，并且是历史悠久、传承有绪的。近年常有外地的文学爱好者问我：“津味文学”有没有出现过家喻户晓的名作家？过去天津有没有出现过像写北京的老舍、张恨水那样的大作家？我回答：有。谁？刘云若。

作为生活在天津的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家，终年仅47岁的刘云若一生创作的小说至少有五十多部。他曾经同时开写七部小说，但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一丝不乱，被时人誉为“五百年来无此奇”。当代作家邓友梅说，早年爱读刘云若的《旧巷斜阳》，由此走上文学道路。刘云若的《粉墨筝琶》、《红杏出墙记》等，近些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播于荧屏。

刘云若是天津土生土长的作家，他的小说有着浓厚的天津地域文化特点，尤擅写社会底层和妇女生活。套用一下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的评语，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一部刘云若小说所蕴含的民国时期天津社会生活信息，比天津所有历史学家提供给我们的全部信息还要丰富。”刘云若作品，是纯正的“津津有味”的“津味文学”。

如今的写作者，标榜“津味小说”的，不在少数。其存在的问题，一是题材扎堆儿、情节重复，结果如“津味小说”作家林希所说，“使人一提起天津味儿，立即就联想到打架骂街，要么就是吸鸦片、玩妓女，稍微斯文一点的，写到租界地的遗老遗少，也不外就是讨小老婆，霸占民女罢了”。二是表现地域文化特征往往表面化、符号化，如“津味小说”作家、天津民俗专家张仲所言，“光会写天津话‘嘛’、‘哏儿’，光会写鸟市、三不管、落马湖、八大碗等‘浮皮儿’的外貌，甚至光会写天津事儿，很难说会出津味儿”。在近些年反映清末民国时期天津生活的电视剧中，这些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作品表现天津饮食，如果能展现一下“八大碗”就好了，可惜它们只会给观众如此印象：整个天津的饮食文化，不过就是一个字号的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