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家通过实践认识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今经济产业的社会中，人口集中中心地区的“城市”，已逐渐成为人类音乐活动的中心。以往的音乐人类学者往往把视野放在农村，主要研究民间，乃至原始部落的音乐，即使涉及城市，也主要专注于传统音乐和古代宫廷音乐在城市的保存。而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音乐人类学家慢慢的把视角从农村转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并让我们知道其研究并不存在研究地域性的界定，也正是城市的诸多特点孕育了不同的音乐文化，由此音乐人类学中诞生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城市音乐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音乐人类学家便开始借用城市人类学、音乐社会学及后现代理论，提出一系列研究模式及概念，力图建设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在西方，城市音乐文化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但这一研究在我国音乐领域却是相对薄弱的。我国音乐学家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以下简称《城市》）一书，对城市音乐文化的出现原因及研究具体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书可谓是我国这一学科开创性的专著。而“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是城市音乐文化，它考察的是城市的音乐文化活动，也注重城市独有的音乐组织关系类型和社会生活模式，并将其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比较，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检验对文明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这样的研究本质目的，正如《城市》书中序言所写：“最终，城市音乐文化是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

国内外音乐学家已在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实践，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不同时段、不同著述都各自从本身的学术方向出发，对这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作了研究和多层面的探微、解读。而《城市》，就是国内该领域较为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像这样专题性、微观性的研究，也是为数不多的。就此而言，汤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突破，也让我们对汤亚汀先生所写的城市音乐文化景观有了一个新的视野和角度。

作者在引言中阐述了学科研究中城市化、全球化的现实背景和城市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后现代思想视角的学术思想来源。其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音乐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审美、高雅精神等术语去形容了，而是要靠到它们与全球文化经济的密切联系，突出音乐的社会性、经济性的时代共性等。以此的要求分析音乐现象中心的断裂和差异现象，这便是音乐人类学界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认识框架：时空背景的转换及其所形成的差异，即后现代的视角。这也是作者在其“方法与构架”中提到的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应结合音乐学、人类学、社会音乐学的方法论和后现代理论，所以必须融合音乐学与社会人文学科两种不同的研究领域，由此形成了城市音乐文化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多元与多维性。可见，《城市》已不能被单纯地认为仅仅是某一传统学科的单科著作，其突破了音乐学科和音乐人类学科的传统界限。

书中目录“城市音乐生活的五个多元景观”（即第三章—第七章：音乐生活时空的流动景观、技术—传媒景观、经济景观、意识形态景观和人的景观）的小标题借用了当代美国学者阿帕杜莱提出的全球化语境在当前所表现的五种景观模式，即技术景观、传媒景观、经济景观、意识形态景观体系，以此构架结合描述实际音乐现象。该著的叙述中，所举的个案涉及多种文化，也展现了各国城市音乐生活的多元现象和多元景观，所以思维角度也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由此，我们通过《城市》了解到了当今西方城市音乐学的研究模式和学科发展的动向，促使我们对全球化中的城市音乐文化形成新的理解。

作者在论述城市音乐文化现象问题时，运用了自身田野考察的个案分析来深入展开其思考和探索，这样的方式，增加了学术性著作的可读性，而对个案的详细分析，又能加深读者对理论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样的写作构思，是值得借鉴并应大大推荐的。

对于作者附录中城市音乐生活的两个个案研究：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和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尤其着重于后现代思潮这一视角中的热门问题，如书中提及的亚文化、他者、族群性与认同，移民与音乐文化的流动现象关注。其从文化的角度认识音乐的生成过程，力图从更广泛意义上解释音乐现象。也说明一点，音乐就是一种文化，音乐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且音乐其存在与社会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在如今的街头音乐以及流行音乐中，这种关系表现的更为明显，一方面这些都触及当代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备受关注的音乐现象，对其音乐表现及社会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研究实践，也许会发现这也是当代音乐研究可以选择的一个重要学术视角。

作者在书中提到许多西方现代热点词目：“世界音乐、西方音乐工业、民族和国际二元化、媒介化、音乐经济学、城市文化经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社会种族、意识形态的政治方面”等等。这“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自己的音乐实践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各种学科式的、既定的美学标准和技术化操作程式作为对音乐结果的目标要求，这种观念越来越使得人类音乐，特别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音乐更加具有工业、社会的、职业色彩和运作规范性，这种被预定结果所制约的艺术过程，是同人类通过艺术活动获得自由的无任何限制的精神状态，从而不断获得自我反思能力的宗旨相背的”。而我们当下的对音乐文化及其社会内涵的理解，更多地只强调了音乐对于人的影响中所实现的艺术价值，却忽视了人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书中提出的许多后现代思潮对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虽然我们从它那里得到很多启示，但我们必须从现实中看到，作为人类艺术活动的音乐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是具有生命力的，而绝非工业领域的、社会政治化的特殊需求。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索城市音乐文化的关键所在，以求更好的把握城市音乐的发展之源。

作者也提及到我国的传统剧种曲艺等落户上海，在面对演出市场等问题时，除了主要的一些团体，不少已自生自灭的现象。这印证了作者在前章节“音乐生活时空流动景观”，关于地域流动性的解说，“越是边缘地区，传统音乐文化保留得越是纯粹。传统在城市音乐文化这一中心衰落，在边缘兴起”。在这观点与现象上，作者在解读西方城市音乐文化的特征的同时，也以自觉的学术意识思考着我国这一领域相对性的现象。这也是音乐人类学家在面对城市音乐的迅速发展、城市音乐的呈现多元性特征时，应相应去思考和试图寻求的一条能保持、发展民族音乐文化的途径。

《城市》中对于城市音乐文化现象中提及的问题很多，作者对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及音乐文化政策的初步设想中，在上海城市多元音乐文化重建这一章节中提到，从国内改革开放后音乐文化格局总体来看，还是以中西二元并存为主，因此还不能成为像纽约巴黎的呈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大都市，而在上海这个曾经的“东方巴黎”，也正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其国际性的音乐生活也只是以汇集和展示的形式突出。作者提及的这一现象，让笔者有所感触，我们尽管非常虚心地汲取西方思想和文化并极力仿效其城市化的模式，但却与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音乐生活的质量和丰富性拉出了较长距离。面对我国的城市音乐化的现象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有所思索地另辟蹊径？如果我们不以时间上的先进或落后为标准，而是以空间上的文化差异为概念；不以经济政权和武力来改变每一个个体文化的独特性；不以眼前和暂时的经济发展快慢，或者是欧美资本经济发展为模式来划分民族的优劣。这样，提及的“多景观的联动与互动”（作者在结语中提出的“多景观的联动与互动——上海城市多元音乐文化的重建”见解）就会有着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这本书从介绍西方城市音乐学的研究模式、学科发展到其对自身从事的田野工作的个案研究，都进行了学理上的梳理和理论定位。无论是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是对音乐人类学的整体认识，也无论是对研究对象的立体考察还是对方法论的理论构筑，都在体现出作者在这一领域的认真思索和探求。笔者认为，作者如此的介绍，其必然有一个自觉的学术责任感让他有这样严谨的思路，即“寻求自己民族、文化的标识”，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却带来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局面，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潮流，在这一认同的潮流中，人们发现音乐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标识”。而作者就是想启迪大家对自己国家多元民族文化，包括其音乐文化的认同感。

对于同世界文化的交往，我们往往都关注于经济利益，偏重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如历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引进的多是西方艺术，却忽略了中国民族自身多元的音乐文化。中国文化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便是文化身份丧失的一个形象。没有自身文化认识的一个立足点，没有对自己传统的深入学习了解。对于音乐文化也同样如此，作者在五个音乐景观中也曾提到，“意识形态景观”是多个景观中深层的主宰因素，我们应学会把握这一切入点，重新评价自己的音乐文化。我国音乐本身的认识发展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也往往要通过他者对自己进行重新认识。汤先生也是在认识西方城市音乐文化的模式和构架上思考全球化中的城市化音乐景观，这就有助于在当前在我国民族性音乐问题上消除成见而面向现实的新发展。

在书本各个方面论述中，我们既能体会到作者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构架、方法论的理论思考和体悟，又能感受到作者对于这种理论、方法的实践运用能力。这便是我们在学术理性上的一种追求。但因作者对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的本体方法论建立在西方城市音乐化的基础上，所以在书中的重点考察范围仅限于西方城市音乐文化中，作者在上海犹太难民区的个案也只在地域上联系到。虽然中国城市化还在发展中，但以发展的流动性来追溯我国特有的城市音乐文化景观，其更具有脉络的延伸性。

“不同领域之间有知识和方法上的差别，而没有学术思维上观念上的不同”。所以，城市音乐人类学受益于众多学科。从近年研究结果上观察，音乐人类学家们更感兴趣的已不再是为学科划定一个统一而明确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而是更大地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所以“城市音乐文化”这一音乐人类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将以城市音乐的多元景观作为对象，从这一学科其学术上的新思想和新视野，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而随着城市音乐文化的迅速发展和多元化现象，我们能对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命题拿捏到位吗？这样我们有待更多的学者研究城市音乐，并以中国城市音乐文化为重点，诉求音乐人类学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