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觉》,姚远,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曾去过日本京都的产宁坂,有一天走在街上,在一个转弯处看见一座沉寂的古塔,在夕阳照映下,那种时间带来的美感无法言喻。这就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它是你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在你惊鸿一瞥时,看见的一个古老文明。”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姚远1981年出生在南京的白下街道,也就是今天的秦淮区。从中学时代起,他就爱骑着自行车漫步在南京城大街小巷,看见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树下参差有致的明清风格老街——南塘金陵府、北宋江宁府、南宋建康府、元集庆路……这些传承下来的古城文化遗产,让姚远这样的老城市民,在城市的具体空间中得以触摸。
上个世纪末,金陵高考状元姚远前往北京大学报到,从六朝古都南京到帝都北京城,姚远的脚步从上一个古城踏入下一个古城。
大学时代,他见到还未被过度修缮的十三陵在夕阳下的苍凉景观,竟然和唐诗中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意境如出一辙;大二时他第一次自己登景山,俯瞰老北京城的风貌,胡同、四合院、街道……震撼的感觉无以复加。讽刺的是,那是在2000年,正逢全国兴起古城“大拆大建”的高潮。
大学四年,姚远在游历了南京、北京、苏州、扬州等老城古迹之后,面对一片片古城民居在推土机前的轰然倒下,他逐渐萌生了为古城保护做点什么的决心。
行动 一场漫长的古城保卫战
十多年来,姚远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他觉得“与其在学术期刊上清谈公共领域或公民参与之类的话题,更不如从保护自己的城市的行动开始”。然后,就是十多年漫长的古城文物保卫战,这位80后博士在南京老城保卫战、北京宣南老城改造、陕西韩城古城拆迁等事件中,在报刊上多次公开发表意见。这些奔走呼号的历程,如今集结在新书《城市的自觉》中,这本围绕古城存废之博弈的实录,也凝聚了姚远对城市建设与复兴的理性思索。
从2002年起,姚远就开始关注南京老城区的保护。2006年和2009年,南京老城区曾两度被视为“危旧房区”而予以拆除,由此也催生了两次“南京老城保卫战”。第一轮保卫战中,姚远给相关专家学者和委员代表一路写了300封信,随后16名专家联名紧急呼吁,然而旧城改造的推土机依然肆意地推倒了近50万平方米的历史街区。2009年,“拆”字再度刷上南京老城,在梁白泉等一批南京知名学者的声援下,姚远再写呼吁信。这一次,在中央的重视和南京市政府的督促下,拆迁停止了。
随着生活地的流转,姚远目光所及的古城,逐渐从南京转移到了北京。近年来,他参与过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宣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这些保卫战在他看来顺理成章,因为人生活在城市,理应参与到城市保护中去。
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大幅推进城镇化建设。姚远认为,古城保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也面临着新形势。他说“城镇化建设下如何进行古城保护”这个前无古人的巨大命题,如果处理得好,那么中国人世代都能享有这份“活的遗产”;反之,如果继续“大拆大建”,几千年的文明古城将就此永远消失。“因为我们拆掉的不仅是地表上的古建筑和街道,还会把地下的历代历朝遗迹全部拔掉,甚至把居民的生活方式、方言、小吃、民俗等文化脉络全部抹杀干净。中国的唐诗宋词和山水画作这些文化遗产和我们的古城古镇、居民院落是无法分开的,如果没有古民居,后人无法领会欧阳修所言‘庭院深深深几许’是怎样的意味,无法理解古人如何在这些空间中创造出优美的文化作品。”
思索 古城与人唇齿相依
新书《城市的自觉》收录了这些年姚远为古城文保奔走呐喊的见解,这种“城市的自觉”在姚远看来,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自觉”,是政府、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等各方达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绝不仅仅留在典籍里,而是也存在于活态的城市具体空间中的,只有将这些有生命力的东西保护下来,城市文脉才不会毁坏。有了小桥流水,苏州才为苏州,有了胡同四合院,北京才为北京。”
姚远所说的老城保护,并不是要维持那种年久失修或者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而是根据古民居的不同类型来进行修缮,使得这一街区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又能让居民安居乐业,保持传统社区的肌理。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前些年北京烟袋斜街的整治中,政府宣布‘不拆了’,仅投入不到160万元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当地居民都自己投入到修缮工作中去了,花了很少钱,就把自家民宅修缮得古色古香。结果,烟袋斜街的建筑风格没有改变,原住民也没有迁移,2010年烟袋斜街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这就证明这种古城保护思路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方式可以激活一个街区的生命力。”
在姚远眼中,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而形成的古老街巷肌理,存在于在此居住的百姓生活中,而古城与人始终唇齿相依,在各个街区,构成了一幅姿态各异的“清明上河图”。
认识 理解古城的文化价值
新京报:而今中国很多城市“千城一面”,拥有的是一种“伪现代化”,而在30多年的城市化中,北京、南京等老城只剩下“文明的碎片”。你曾说“不要支离破碎地理解古城保护”,而要持有一种“全局性保护观”,请具体谈谈这种“全局性”。
姚远:就是要对古城进行整体性保护。这种整体性是指,一个古城从历史留存至今的所有名胜古迹、传统民居、河道街衢等都应该是保护的对象。其实,古代对城市的选址、布局乃至后来对城市内部空间如衙署、寺庙、民宅、园林等的规划都含有古人的大智慧。比如说从前南京城的选址,是一个“山、水、城、林融为一体”的理念,街道如何与城墙呼应,城墙如何与紫金山呼应,都是有考究的。再比如说,古人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看见了金山寺就知到了镇江,看见虎丘就知到了苏州,看见六和塔就知杭州已在眼前,城市地标和山水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非常精细的考虑。对这些古城文化价值的理解,需要几代人才能渗透。
新京报:你在书里反复提到旧城保护中保持居民“生活延续性”的问题,当下存在这样一个理解:认为改造旧城就能改善民生,你认为这是一种误区。请谈谈原因?
姚远:如果没有原住民,历史街区也就没有了灵魂。很多城市规划者、旧城改造的设计师其实已经意识到,强制拆迁、把原住民整体迁移到新城去,并不一定能够改善民生。具体实施旧城改造的当政者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觉得让居民住进了新房子,拆迁就是“改善民生的期盼”,其实不然。民生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问题,原住民“住有所居”了,老人上哪里看病?原来熟悉的生活场景如何复制?人的心理情感如何调节?并不是以住房面积、成套住宅的思维就可以衡量民生改善的好坏的,改善民生和旧城整体保护的协调关系,是多元协调各方利益的一种智慧,绝对不是“一刀切”把老百姓都赶走的方式。
新京报:其实这些老百姓才是古城真正的核心所在,你在书里提到一座伟大城市的尺度是“人的尺度”,可否具体谈谈?
姚远:无论是在京都、巴黎还是老北京,人们都可以悠闲地靠步行就享受到商店、咖啡馆、博物馆带来的城市生活的愉悦。真正美好的城市风景,可以激起人们的生活欲望,大家会觉得在这样的城市空间里,享受生活是值得的。我们说老城有人文价值,是表现在人性化的空间尺度上。城市街道布局里,一种为人而非为车设计的小尺度街巷体系,比那些大马路、立交桥更适宜人居。
新京报:可是现在中国很多城市还在热火朝天地修着大马路和立交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观念上是不是需要更新一下了?
姚远:是啊,我记得某地方电视台的城市景观节目,航拍下所见各种“气势宏伟”的立交桥,俨然一副“城市现代化”。其实你去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打个车就知道,这个立交桥完全没有任何便利性,拐错一个弯,就要多走四五公里,哪里是一座“为人设计”的城市?其实,人才是城市的灵魂。人们对“伟大”这个词有误区,其实great和big不是一个概念,城市伟大与否和体积、尺寸没什么关系。
不过,中国的现代化是渐进式的,也许城市管理者认为立交桥和大马路就是现代化,但当我们看见了法国波尔多、日本京都的城市景观,我们会知道造高速路、摩天楼只是“前现代化”,城市遗产保护才是比前者先进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理念。当我们看见真正的现代化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能逐渐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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