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回忆拯救天津老街：
　 【亲历】从大锤下抢回3600件文物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这是一个幸运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创造历史。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日新月异。每一个重大政策的出台，每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本刊特推出“亲历”栏目，邀请一些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重大事件的见证者，通过他们的讲述，让我们重返当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刻和第一现场，深刻感受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每一次呼吸。

　　口述：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中国著名作家 冯骥才

　　我对民间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曾经为了抢救民间文化数次卖字卖画，记得在2004年第一次为抢救民间文化举办公益画展时，就有人问过我，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样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不就好比是精卫填海吗？我当时就说，我欣赏的就是精卫精神，精卫是我的偶像。但说实在的，当这些画从自己的画室取下来的时候，的确有“家徒四壁”的感觉。但很多时候容不得我考虑，就要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从工人的锤子之下抢救文物。
　　我常问一些官员：你们到底要把城市改造成什么样子？回答有两种：前一种是，没想那么多，先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再说；后一种是，现代化城市。但当我追问现代化城市具体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卡壳了，“没想那么多。”
　　我真害怕，现在中国的城市正快速走向趋同化，再过30年，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将会所剩无几。如果中华大地清一色的是高楼林立，霓虹灯铺天盖地，那将是多可怕的事情。
　　和西方社会的城市变化不同，我们的城市不是一个线性的、渐进的变化，而是一个突然的、急转弯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灭绝性的、扫荡式的。我看过中国两个古城，一个是北方的山东德州，一个是南方的浙江嘉兴，我去这两个城市的时候，可以讲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找不到一座历史建筑(好像德州还有一个古代的遗址)。古老的民居没有了，古老的街道也没有了，历史好像在这两个城市没有发生过一样。“千城一面”的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

　　惊闻天津估衣街要拆，
　　从大锤下抢救文物

　　1999年12月9日忽然得知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即将拆除。我一时惊呆，无法置信。
　　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对老城和本土文化一往情深，所以我才能写出《神鞭》、《俗事奇人》、《三寸金莲》等这样一系列的小说。当听说要动老街，就像是动了我的根。
　　估衣街也是作为商埠的天津最久远的根。街上名店林立，而且有谦祥益、瑞蚨祥等市级文化保护单位，何况估衣街本身亦是文物保护单位，铜质的保护标志牌就固定在估衣街西口的墙壁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的重要文物街区，估衣街怎么能够拆除呢？
　　当我读到署名为天津市红桥区大胡同拆迁指挥部于1999年12月8日发布的《致红桥区大胡同拆迁居民的公开信》后，我才相信了这一灾难性的事实。这封公开信发布后，街头布告中又明确写明“逾期拒绝搬迁的，将依法裁决，直至强制搬迁”。
　　1999年12月11日，我写信给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盛霖，并附上10张加急放大的谦祥益等处的彩色照片，请市长关注此事。
　　然而，动迁工作已经开始。我们想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们要用行动来为这条老街留下些什么。
　　1999年12月16日，我召集了天津有志于城市文物保护的志愿者，决定做四方面工作：第一，请专业摄影师将估衣街挨门挨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史料。第二，通过拍照片的方法，在对估衣街仔细的文化搜寻中，将所有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第三，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第四，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挽留估衣街实证性的文化细节。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对估衣街的保护工作收效显著。我们这些志愿者们几乎是从工人们的大锤下将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存抢救下来。他们不断从现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新发现的每一组砖刻、石雕、牌匾或传之久远的原住民的生活用品。
　　在天津总商会遗址的第七号院，抢救下来两处门楣处的砖雕和房屋托檐石的雕刻。石件巨大，石色青碧，至少200斤，雕为博古图案，应为天津砖雕鼎盛期的精品。
　　另一块石碑则发现在一居民屋中，房主已经搬走，满地垃圾。这块石碑可能为这户居民所藏，但因石碑过重，搬迁不便，就丢弃在这里。此碑是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之间的界碑，立于清光绪辛卯年(1891年)，应是庚子之变(1900年)前估衣街兴隆之见证。
　　这些事本来都应由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来做，但文化与文物部门鲜见人至，不仅如此，这些机构此前数十年也没有做过实地考察。拆除之前根本没有文化调查，这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实质上是废置着，但偏偏又挂着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实在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悲哀。

　　“坏牙可以修补，不要换一口假牙”
　　估衣街曾有不拆的希望

　　1999年12月26日，谦祥益的经理赵为国再次接到拆迁通知。通知上说明，一旦过了拆迁时日将停水停电，拒拆者依法处置等等，威胁再度压来。
　　同日，市长李盛霖到估衣街，并入老店谦祥益视察。此后12月29日，副市长王德惠与规划局长也视察估衣街。王德惠副市长一直支持并尊重我有关城市文化保护的意见。故我感到，希望之光熠熠又现。
　　此后，民间流传说法很多，有说照拆不误；有说领导讲了，冯骥才再说保护，就叫他出钱；有说谦祥益、瑞蚨祥等几处不拆，其余全拆；有说规划变了，估衣街不动了。至此之日，估衣街存亡之消息，一日忽好忽坏，有如八月天气，时阴时晴。
　　此时已近年尾，拆迁的工人多回家过年，拆迁暂时中止。按计划，公建房(即街两旁的店铺建筑)应于2000年2月20日动迁。我感到必须抓紧春节这短短一段时间，再做出最后的努力。
　　2月7日(正月初三)，我与估衣街所在地区——红桥区当时的区委书记曹秀荣见面。曹书记说：“现在建委的计划有变化，听说谦祥益不拆了。估衣街上的其他建筑按照原来的风格，落地重建。我们也不希望拆，但我们必须听建委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估衣街主管部门的官方消息。我说：“谦祥益不拆太好了，当然也是应该的，但其他有些建筑也要保持历史原状，不要落地重建。坏牙可以修补，不要换一口假牙。”
　　随后，2月10日(正月初六)、2月19日(正月十五)由我主编的估衣街一套五枚的明信片在估衣街签售，意在唤起百姓对估衣街的感情，事实证明百姓非常踊跃。记得正月十五签售时，第一位排队者凌晨5时到达。两次一共准备的2000套明信片全部售完。我签名时，头脑热烘烘，激情澎湃，签后却一阵冰凉，内心寥落虚空，无所依傍。

　　“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
　　周恩来活动旧址也没保住

　　此后近一个月，估衣街没有很大动静。
　　我在当年(2000年)全国两会的“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作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由两会返津不久，3月16日市文化局通知，副市长王德惠主持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便放心一半。“保护性改造”与“建设性破坏”正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说法。
　　会上提出，准备把估衣街上几个重要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来不动。当时有政府官员在会上说，开发商这次表现很好，为了要保护估衣街，开发商少赚6000万。然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如果你想要把天安门拆了，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难道能说少赚了100个亿吗？文物根本就不能拆，也不应该拆。当然我支持政府保护性开发的观点，我说“保护性开发”这个词是个新词，保护放在第一位，所有的开发都得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保护就开发，这样对待一条古街是不行的。
　　当时我以为估衣街好像要保下来了，街道宽窄不变，六座重要建筑也不变。随后，我便放心地去法国讲学了。然而到了巴黎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屋里传真机传过来一个东西，告诉我说天津有人说了，要趁着冯骥才不在赶紧拆，我当时还不信会把那六个建筑都拆了，但等我回来以后，实际上五个建筑都已经拆了，只留了一个估衣街的牌匾，整条街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样。
　　我最伤心的是把估衣街上天津总商会遗址也给拆了。那是座很漂亮的木结构建筑，它是中国当世仅存的原汁原味的五四运动遗址，应该是国家级文物。我站在废墟上，真哭啊。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从没见我这么哭过。真是太可惜了！这儿也是周恩来当年活动的地方。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马骏，就是在这儿以头撞柱，欲以肝脑涂地的方式，唤起众商的觉悟，让他们罢市支持学生。最后，我们只抢救下来两根马骏当年撞的柱子，从工人手里，100块钱一根买下的。

　　建成中国第一个捐赠博物馆：
　　3600多件东西全是老百姓捐的

　　我不承认抢救老街以失败告终，于是我又找到了一位负责城建的领导。
　　我告诉他天津人用了600年，在老城里凝聚和营造出的一种独特文化，不能叫它散了。现在，公家、私家、古董贩子都在趁乱下手，快把老城这点文化分完了。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这些东西搬进去！只要他给我一块地方，文物我来想办法。最后政府将老城东门里大街的徐家大院作为博物馆所在地。
　　我要做中国第一个捐赠博物馆。我自己先花了几万块，从文物贩子手里买回一些东西，像木雕、石雕，捐赠给博物馆。然后又给博物馆写了牌子“天津老城博物馆”，挂牌的时候，号召老百姓捐东西。
　　老百姓搬走了，但捐的是老城的纪念物，这样谁把东西搁在博物馆里，谁就会把感情留在这个地方，这样就加深了土地和人之间的联系。没有多长时间，博物馆就全放满了，那些东西全是老百姓捐的，再没有一件东西是买的。
　　现在老城博物馆内展出的各种老城文物有3600余件，其中有清代天津漕运码头称粮食用的“官砝”、红木“灯盒子”、江苏会馆界碑、民国时期的“冰箱”，还有记录天津民俗的线装书、老唱片、木壶套、木幌子，以及珍藏百年的老铜床、座钟、手摇唱片机、收音机等。

　　在两会上批“旧城改造”，
　　李瑞环：“你们文化界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

　　从保护天津老城开始，我写了很多文章批评“旧城改造”。我特别痛恨这个词。
　　我曾专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批评这个口号。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听了一愣，问为什么。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年叫“除旧迎新”，旧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叫古城改造或者老城改造，起码你知道老城还有一些东西，就得稍微重视一下。叫旧城，意味着除掉就是合理的。再者，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要是叫老城建设或者老城修缮、老城改建，都比“旧城改造”好，这个词给中国的破坏力非常大。
　　这个所谓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没有把文化这个因素放进去，往往是功能性地改造城市，就是考虑它的实用性，没有考虑文化精神、记忆和个性。
　　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进行了改造，实际上是再造。这个再造，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千姿百态的城市全部推平，重新造，而且这个过程基本是由房地产商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业建筑，充满了商业化、伪豪华、暴发户式的审美。
　　当时李瑞环说：“这个词(注：指“旧城改造”)就是我发明的，当时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样的觉悟，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在老城区里面实在生活太困难了，我急于改变中国的生活，所以就用了这个词。但是现在来看，你们文化界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我当时还跟李瑞环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冒犯了。”大伙儿都笑了。
　　也有人问过我：冯骥才你住老房子还是住单元房？你自己怎么不住到破房子里？这不是抬杠嘛。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应该拆掉，我们没拆；有些地方很有价值却非拆不可，为什么？因为那儿地皮贵，拆了再建开发商能挣大钱。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确实很破，可你盖的新楼他们也住不起，并没完全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这到底是谁得了好处？

　　冯骥才

　　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近十年来，作为当代文化学者，冯骥才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